【无国界医生日记】鬼门关上救孩子

多灾多难的地方也多迷信，何况医生从来不是万能的。

安哥拉历时27年的内战，迫使大量农村人口流亡至城市寻求庇护。期间由于当权者连年置医疗服务于不顾，人民要获得基本医疗护理、合格医护人员的诊治或得到医疗物品供应，很多时候只能依靠国际组织。

无国界医生1983～2007年在安哥拉工作，主要项目点之一在比耶省（Bie）首府奎托（Kuito）。作者执笔时，无国界医生在奎托设有多个营养补给中心，并支援省医院。

随着安哥拉内战结束，医疗系统改善，无国界医生于2007年把所有项目移交给政府部门或其他组织。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飞机潜然下降，我抓着前面的椅背。我们开始降落安哥拉的奎托市。为了避开该市外围仍旧活跃的叛军炮火，机师必须直接在奎托市上空陡直地盘旋而降。从机舱往外望，只见四面八方都是难民营的茅舍。数分钟后，机师拉直航机，我们平安落在奎托市机场的跑道上。

奎托市是安哥拉第三大城市，原本只有8万人，现在人口已达23万，包括15万因逃避战火而从外缘村庄逃来的国内难民。奎托市也曾是政府军和叛军战斗最惨烈的地方之一，被政府军接管后，战斗便蔓延至邻近的乡郊地区。持续的战火和地雷，使农民难以耕种；收成不够，导致大量人口患上营养不良。

我跟随无国界医生来到奎托市，在这里的营养治疗中心任营养医生，治疗严重营养不良儿童的种种并发症。这是我在无国界医生的第一项任务。以前，我从没医治过小孩，更别说是营养不良的孩子了，但我很快便学会，别无选择──就在我工作的首天，一个病童死了。这是我第一次看着小孩死去。那时我没预想到，在安哥拉工作的6个月期间会看到一连串的孩子一个一个过世。她，只是其中之一。

由木柱及塑料布搭建成的一个个大帐篷就是我们的治疗中心，营养不良的儿童躺在地面的垫子上。要去看病童，我必须小心踏过那些垫子，以免误踩他们仅有的财产：抵达中心时获派发的匙子和杯碟，卷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成包袱样，这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了。也有些包袱原来是孩子，是那些我要看的病童，给父母包裹起来。纵使天气炎热，他们仍因发热身体不停地颤抖。

开展工作第一天，一位医士请我去看个小孩，她的呼吸异常急速。由于严重营养不良，接受治疗后也没增加体重，那天早上我们才刚刚看过她，当时她好好的，还能把营养奶喝光。可是不久护士便发觉她呼吸紧促。我们听她的肺部，感到肺部两旁充满杂音。她实在非常瘦弱，肋骨都突了出来，听筒只能放在两根肋骨之间，不能贴在肌肉上听诊。她双颊凹陷，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目光既不空洞，也不好奇，没有恳求，也没有抱怨。没有一丝的抱怨。

我们找来最强的抗生素头孢菌素。她母亲在旁哭着喊道：“A minha menina，a minha menina!（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我们把抗生素注入针筒，准备为她注射。她的大眼睛从环抱她的母亲臂膀上仰望我们，然后闭上了，卷曲的睫毛盖在深陷的双颊上，胸膛停止了晃动。

“A minha menina，a minha menina!”母亲号哭。

我们走出帐篷。其他的母亲和孩子们移开视线，转头他望。我们继续步往另一个帐篷。

一天晚上，我正在吃饭，他们派车子来把我载回营养中心，刚到就听见有人叫我：“Doutora Doutora（医生医生），请看看这女孩！”我走进帐篷。一个年约六七岁的小女孩，站起来，走向门口，然后就在通道的正前面，排便了！

那天日间女孩还好端端的，没有发热，不用服药，而且胃口不错。医士告诉我，上午她母亲回来时，喝得酩酊大醉。女孩排完便，抬起头，径自回到垫子，边把自己卷在毛毯下，边向我笑。我走过去，轻托着她的头部移动、检查。她侧着头，半微笑地打量着我，好像在想：“这个外国人想把我的头怎样呢？”她的下颌可以碰到胸口，看来颈项没有僵硬，不会是脑膜炎。

“Doutora，她的行为不正常啊！”夜更当值的那位本地医士向我解释。

是的，我也看得出来。我问：“她母亲是否打过她？”

“没有。”他们问帐篷里所有的人，都说她母亲即使喝醉了，也从没打过女儿。我再问：“她母亲有没有让女儿喝酒？”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我思索着任何导致儿童失常的可能性：细菌感染、疟疾、肺炎、任何种类的败血病，或者癫痫症，都可以引致失常；又或是脑部受到感染，例如脑膜炎、脑炎；甚至中毒等。几乎所有的可能性我都想过了。那孩子再次坐起来，事不关己地四处张望，又躲到毯子下。可以肯定的是，她不像是患了败血病。

“Doutora，”那医士尝试帮忙，“我们到来时女孩大叫说有条蛇溜进她喉咙里去，从那时起她就行为失常了。”啊？一条溜进喉咙的蛇？这是什么样的解释！

“Doutora，”医士看着我仍旧困惑的脸说，“这是个传统问题的特征，在非洲很普遍呢！”

我突然间有所领悟。传统问题？难道说……孩子着了魔？

那医士继续说：“Doutora，说起来……她的情况更像传说的中了蛊，可能有人对她或她母亲不满……”

我望着医士，心想，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该怎样做呢？我虽然在医学院学习了五年，又当过数年医生，但我所受的训练，倒从来没教我怎样赶鬼作法。

“这样吧，Doutora，”医士说，“等明天早上，让她们去看个传统医生吧！”看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第二天我再去问小女孩的情况。她们一家刚从不知什么地方回来。那医士咧嘴笑着说：“她没事了，Doutora，她已经完全没事了！”

几天之后，担任营养统筹员的比利时籍护士安妮，叫我去看一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他是个笑容灿烂，调皮爱玩的男孩。两天前他还好好的，我替他检查时在他肚皮上挠挠痒，他忍不住咯咯地笑，笑得眼睛也眯了。

“昨夜当他们请我去看他时，他正在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双手猛力抽动，但看来又不太像抽搐。”安妮边说，边把手向前伸直示范给我看。我告诉安妮：“他不是抽搐，就是着魔了。”

“着魔？”安妮以为我一定是疯了。

“是的，就是那种被魂魄附体，像电影《驱魔人》里的情节。”

安妮微笑摇头，说我的工作压力太大，开始胡说八道了。

我去看那小男孩。他正躺在母亲的膝上，眼神空洞洞，手脚同时抽搐。我把护士叫来，指示他使用地西泮（安定），并重复剂量直至抽搐停止。

这肯定不是灵魂附体。

半小时后我回来，男孩发着高热。原来昨夜他曾经说肚子痛，还拉过肚子，然而当时并没有人注意到。现在，他陷入昏迷，并因为高热而抽搐。我们用尽各种方法救治他──给他地西泮、扑热息痛、氯霉素（我们怀疑是伤寒所致），又给他洗澡以图降低他那炙热的体温，可是，即使这样，他仍持续每小时抽搐一次。

我检查他的腹部以确定是否有伤寒的病症。那孩子已全无反应，没有痛楚，也没有搔痒时的咯咯笑。尽管我们替他开了所有可用的药物，可是，到了中午过后，他的情况急转直下，眼神仍像早上时那样空洞，身体却是每几分钟便抽搐一次。

当天晚上，他终于安息了。

一天，我被请去看一名前额上长有一个瘤的婴儿。她一出生便有这样一个瘤，而且瘤正在增大。记得小时候，除了让家人购物时把我留在书店之外，我最喜欢的，就是到商店的玩具部把玩各种布娃娃。我特别喜爱那些有瑕疵的娃娃，就是那些有某些地方不对称，例如，缝位稍稍偏离了中线，一只眼睛比另一只大，或是一只手的缝合角度与另一只不一样等。这孩子就像那样。她额上右方长的大概是脂肪瘤，因为压着眼皮，睁眼睛的时候，左眼总会比右眼大一点。我替她检查，她只是笑，而且摇着小手，好像在说：“我就是缝成这个样子的啊！”

这天，她正在发高热，我给她开了几种抗生素和抗疟疾药物。晚上，他们再来请我去看她。她躺在妈妈的膝上，闭着眼睛，胸口传来可怕的杂音。我轻轻地翻开她的眼皮，只见她那褐色的大眼睛，茫然地望着前方。

我转过头来，正想着是否加开一种抗生素，这时她胸口的杂音却停止了。我叫唤她的名字，抱她坐起来，又让她躺下，再详细地给她检查，希望找出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劲，例如是否给插在鼻孔的喉管呛着。但什么也没有。她的小手，最终软弱地垂在两旁。她母亲抱起她来，将脸埋在女儿的卷发中抽泣，而女儿那小小的头颅，就抵在母亲胸前。

我知道，这个小娃娃永远没有机会长大了。

我走出帐篷，走过其他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都把视线移开，或闭上眼睛装作睡觉，可能在庆幸不是自己遭殃，也可能是内疚，身边到处是死亡，自己却能侥幸生存下去。

一天，我的同事、难民营主管苏菲，问我有没有见到那个由她送到营养中心，极度营养不良的小孩。苏菲昵称他为“大夸”。“大”乃极为严重的意思，“夸”是“夸希奥科病（Kwashiorkor）”的简称，指因极度缺乏蛋白质引致的营养不良。我回到营养中心找寻“大夸”。只见一个戴帽的男人，弯下腰照顾一团毛毯与纱布，纱布中露出两只大眼睛。那男人轻轻拿走毛毯纱布，让我检查那孩子。那男孩皮肤破损，浑身长满水泡。我从未见过如斯症状。跟无国界医生一起工作多年的安哥拉护士主管莉奥天娜告诉我，这是典型的恶性营养不良，他们每年都遇见不少。由于血液中缺乏蛋白质，液体积聚在组织里，患者身体肿胀，皮肤因受压破裂，全身皮肤都出现裂缝。

我开始发问的时候，戴着帽子满脸皱纹的父亲走上前来。他说他们一家来自邻省的欣瓜阿（Chinguar），二月份时叛军和军方爆发冲突，他们只好逃到奎托市，给安置在最大的难民营Chissindo的一个棚子里。那儿极目所见都是茅棚。到四月份，面对营里生活的困苦，他嘱咐妻子带两个年纪较小的儿子回乡，耕作他们那一小块仅有的田。（编者注：在乡间尚可种点农作物糊口，不如难民营的完全得依赖不定期的派粮。而妇孺在战区，也没有成年男子般容易被杀害。）

上星期，他那十多岁、靠在乡间来回穿越叛军地域帮人跑腿送信的长子，来这里告诉他母亲和两个弟弟正病重。于是他立即从难民营走路回家。抵达家门时，三十多年长相厮守的老伴已经气若游丝，她央求他把两个小儿子送到医院。于是，他只好留下垂死的妻，带着两个儿子，走了足足三天的路回奎托市。期间，小儿子死在途中，他也只能留下遗体在路旁，忍着伤痛，带着另一个儿子来到医院。

这个名叫康斯坦的孩子就是这样来到我们的营养中心。他爸爸日夜陪伴。当我们替孩子包扎伤口，当孩子叫痛──他稍微动一动也痛，在床上转身也痛──他爸爸总在旁安慰，又常常哄孩子喝营养奶。由于康斯坦能喝奶，身体似乎好了一点，每次看见我们，他都会微笑，虽然我们每天两次要给他转身，给他换纱布。不像有些孩子，看见任何身穿白袍的人或拿着听筒的外国人，就吓得高声尖叫。

一天，我们发觉康斯坦的双手有点僵硬，因为手上的皮肤伤口痛得他不敢活动。于是，我们教他做运动，学“星鱼”的动作把手张开、合拢、张开、合拢。他爸爸满心感激的一直在旁高兴地看着儿子。康斯坦喃喃地说着我不明白的土语，莉奥天娜给我翻译：“他说想乘车子，从来没乘过，他很想知道那是怎样的。”我们向他承诺，当他的健康好些，我们便用车子载他游逛。当然，我们有很多车子接载我们和病人穿梭于医院、难民营等，当他脱离危险期，可以转到日间护理中心时，他就可以乘车子了。

隔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莉奥天娜告诉我坏消息：“昨天晚上，他去世了。”

什么？怎么会这样突然呢？

我想到他的爸爸，那个时常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儿子、逗儿子高兴的爸爸；我想到他走了三天的路回家看妻儿，然后带着儿子又走了三天的路来到这里，他甚至只能忍着悲痛，把死在途中的小儿子草草埋在不知什么地方的路旁；我想象昨夜，他如何陪着逝去的二儿子，那个我们承诺带他乘车的孩子，在黑暗中步向医院的停尸间……

我踏出营养中心往医院大门走去，我得赶时间去参加一个会议，我已经迟到了，为着一个在10小时前死去的小男孩迟到了。其他的孩子们在阳光下玩耍，像往常一样跟我闹着玩，喊着：“Chindele！Chindele！（白人！白人！）”他们是这样叫我的。我没看见康斯坦爸爸的踪影，但我走的这条小径他昨夜一定陪儿子的遗体走过。我泪水盈眶，从脸颊上滚下来，滴在我的袖子上，我的衬衣上。

我任由泪水流下，不管谁看见不看见，我这“白人”，哭着从医院里走出来。

一天，我向我们的安哥拉籍统筹员弗雷特表示，希望他可以教我一点土语──Mbundu，因为我想问我的病人，他们当天是否接受过注射。弗雷特欣然同意。我跟着他说：“Vaku-toma-ale o-injeccao？”他夸奖我的发音。我解释说，有时我的病人没有好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得到治疗；我也不能肯定，助理们有没有把病人的说话正确地翻译出来。

我问弗雷特可否跟他上教堂，因为我想多了解一点这里的人的生活。于是，星期日早上他便派车子来接我们。我们离开奎托市的主要道路，驶进泥建茅舍群中蜿蜒的小路。我们到达时，弗雷特已在一所铁皮顶房子的礼堂前等候。礼堂里挤满了人，我们进去时，里面的人都在唱歌。

简短的讲道之后，弗雷特站起来准备介绍我，我也准备好说几句话，这是本地习俗。我走到讲坛前。弗雷特说：“这是Doutora Ting，她的葡萄牙语说得很好，现在她也开始说我们的土语了！”众人都高呼“ocho ocho（很好很好）”表示嘉许。弗雷特又说：“那天她问我，怎样以土语说‘你今天接受了注射没有’！”

我想：“天！弗雷特，你不是连这个也告诉他们吧？”

“她是那么关心她的病人，担心他们病情不能好转，所以要想亲口用土语，了解他们是否得到治疗。”众人鼓起掌来，更响亮的“ocho ocho”。我真想在地上找个洞钻进去呢！弗雷特看着我，示意我发表讲话。

“Walalay（土语早安的意思）！”我说：“我是从新加坡来的医生，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所漂亮的教堂……”

讲话完毕，我回到座位上，他们仍然在喊“ocho ocho”，声音响彻礼堂。之后又唱了一些圣诗，礼拜便完结。我们步出教堂，走到灿烂的阳光下。过去那个星期非常难熬，很多小孩死去，而我们仍不断接收到大量营养不良的孩子，部分病情严重；有些突然死去，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车子在等，我们上车离去。车子开走的时候，很多孩子从教堂里跑出来，追着我们的车子，笑着向我们挥手。我终于想到，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些孩子，但也有很多小孩的病情得到改善呢！

Ocho ocho!

每年，奎托市的无国界医生营养治疗中心，诊治约4000名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及2万3千名中度营养不良的儿童。感染，是营养不良病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奎托市营养不良问题存在已久，内战一天不终结，耕种就一天不能实现。

（2001年7月）

（作者简介：黄婷蕙医生，目前在新加坡中央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于二零零一年被无国界医生组织派往安哥拉从事人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