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一

细观北大哲学系1949年后的思想斗争历程，就可看出冯友兰始终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出场角色、屡批屡不倒的奇特人物，几十年来不知被扣了多少顶“反动”帽子，几番陷入落魄、无援的境地，却还能诚恳检讨之余一再反批评、再三与人“商榷”。最高领导人与各个时期的文教主政者有时又待他如上宾，基层执行者囿于统战政策又时而敬畏，令他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之后不时游离、逃脱，但是他的人生整体状态还是呈现不堪、悲怆的底色。

五十年代初期冯友兰对政治性事件的表态还是相当随意和大胆，但多少又带有一点自省之意，无形中又增添一层保护色彩。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中方先后举办多种悼念仪式，北京高校的部分教授就表示不愿戴黑纱，冯友兰却巧妙地提出一点异议：“如果在过去我就会想，好像邻居死了家长，为什么要将灵堂设在我们堂屋里呢?不过现在我不这样想，知道这想法不对。”（见1953年3月25日市高校党委《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群众中的一些思想问题》）

经历学校“三反”运动的激烈冲击后，冯友兰对政治运动本能地滋生躲避和迎合，开始热心参加学校民盟的学习活动，因其发言适宜，屡次被学校行政方面选为典型，参加全校心得座谈会。1953年7月市高校党委在一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工作调研总结中表述道：“教授冯友兰、任华联系《实践论》，批判个人在哲学思想上的唯心观点，抽象概念和反动的思想立场均较深刻具体，会后一般反映甚好。”1953年1月高校党委统战部制订半年工作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即是：“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做一些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转年4月2日高校党委统战部总结民主党派工作时称：“那些我们有意识地（让民主党派）吸收进来的右翼分子，如冯友兰、吴景超等，由于思想改造运动后，觉悟有所提高，大体上比较积极。”

1954年1月高校党委统战部对冯有一个内部定位，就是列入“力图表现进步的中右”一类，在当时算是一个不错的思想评价，能多少抵挡一点外界的袭扰：中右分子人数最少，他们自知在党派内部地位处于劣势，很想通过党派多有表现的机会，好丢包袱摘帽子，跻于“统战”之列。如冯友兰、潘光旦等都力图表现进步，主动检讨自己过去的反动学术思想（见高校党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中民主党派工作的报告》）。

五十年代初期，在市委、高校负责人的内部讲话中，一涉及统战工作，往往都会提及“冯友兰”大名，没有带什么恶意。譬如市委宣传部长杨述1953年10月在高校党委干部会上作题为《高等学校中党组织的任务》的报告，承认了冯的学术价值和长期斗争的意义：“有些教师有学问，掌握不少资料，即掌握不少过去的文化遗产，我们让他们教书研究对我们有好处，让冯友兰教哲学……让他们教书并不是说他们已有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最终要靠他思想斗争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