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日记】举起微不足道的双手

天真也是好的，至少我从没后悔伸出平凡的双手，在困苦人群的真正需要面前，像尘土一样微不足道的双手。

安哥拉石油藏量丰富，产油量在非洲排名前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从安哥拉输入石油比从科威特还要多。然而，自然资源这样富裕的国家，却也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250美元，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饮用水供应，四分之一有机会获得医疗服务。在首都罗安达每5万人只有一名医生，其他地区更是每40万人才有一个。人均寿命仅42岁。

近30年的战事，导致安哥拉100万人身亡，7万人被地雷炸至肢体不全，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流离失所。安哥拉也贪污泛滥，在世界最腐败国家的名单上排行第六。

不知不觉间，到安哥拉工作已经4个月了。在南非过完一周假期，返回奎托市，顿觉天气已逐渐由7月份的又冷又干燥，变成又热又多雨。雨季，对本地人来说，是疟疾季节，这从我支持的政府医疗中心，新近增多了疟疾个案，可见一斑。

放假前，日夜在奎托市工作，倒没留意天气的转变，一切都看作理所当然吧，离开了再重返，才知道确实有了改变。相同的，一旦离开这国家，到另一处较文明的地方走走，才惊觉别处的婴儿个子大许多，小孩也胖许多。或者，过去几个月的经验，已令我接受了“婴儿体重不足2千克仍属正常”的现实──当然，那是完全不对的。在世界这一端工作，有时真的迫使我思索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血红素水准在12g/dL以上本为之“正常”，在这里你得接受3～5g/dL的水准为正常，只因为这儿血库没有足够的血液，输血治疗也是尽量不用，因为缺乏专人护理，风险相对高（经我诊治的孩子，至少有5名在输血过程中死亡）。我实在难以相信自己观念的改变，但环境真的会扭曲人对“正常”的看法，而岁月亦会逐渐把这些扭曲的观点变成你的一部分。

回首过去一年，从到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面试，拿出所有积蓄来做准备，离开原本的医院职位，往伦敦学习热带病学，等候机会，获安排到斯德哥尔摩参加比利时行动中心举办的出发前课程，再飞返香港等候派发；终于，我得到参与人道救援的机会。整个过程真的需要很多投身与承担。扪心自问，我从未后悔过。来这里后，尽管有些外来人员欠缺团队精神，本地聘雇的员工又动力不足，当地政府更是贪污腐败，我依旧留下无悔。为的不是面对生死的难忘经历，不是印有“无国界医生”标志的T恤制服，不是可以乘坐无国界医生的工作车来来往往；为的是给得不到关顾的病童尽一份力。就在那位经验丰富的意大利籍医生离队前一晚，我问他是否高兴回家。他说，离开此地是高兴的，但这样子离去却很难过。真的，要放弃自己原来的承担与投身，把长久预备好的一切打碎，确是十分让人难过。他问我是否喜欢自己的任务，我说我不喜欢工作队，却喜欢在医疗中心的工作。“那就值得留下了。”他说。是的，那就已经值得留下了。这也是我至今仍然留在这儿的原因，虽然要面对孤独，忍受挫败，接受无望的痛苦，还要强制内心的愤怒。然而，当你看见那些营养不良的小孩，经过多个星期的诊治，向你奔跑过来，围着你，拉你的手，跟你挥手说再见时，你每一分的坚持就都得到了回报，每一分的坚持都没有白费。

人道工作的背后，障碍重重，许多是现实里无可避免的，会令人迷失，不复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参加，为什么要投身，除非你坚持，坚持去救助人。

就像在世界这一端出生的小生命，满途荆棘迫使他们早早地撤手尘寰。但我盼望他们能抓住我的手，只要他们坚持活下去，我也绝不会放弃。

有个未足月的婴儿，母亲产后死了，父亲一直没回来，只由年纪老迈、患白内障的祖父独自照顾。这婴儿体重不到1.2千克，在香港，本就该放到氧气箱里，现因不住地呕吐被送到我的治疗中心，已明显脱水。初见他时我简直不知如何抱他才是，这么瘦小。他呼吸不稳定，头顶囱门深陷得可以盛水。我给他量体温，32℃。我知道是太迟了──没有氧气箱，没有放射灯，没有毛毡，只有个视力模糊的祖父，又是大风大雨的季节。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做的。

每一种我可以用的方法都那么原始，无法知道是否应该这样或那样做。我害怕会把他弄死。我把热水倒进胶手套里扎在他身上，希望他体温回升，但他就在我面前停止了呼吸。我用拳头骨节用力擦他的背，用尽各种方法刺激他、弄痛他，持续地做了5分钟。他祖父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大概是看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小不点终于有反应了，重新呼吸起来，尽管好弱好弱。我把余下能做的都做了：给他抗生素、抗疟药和葡萄糖输液。整晚他的体温都在35℃以下，所有的本地医护人员看见他都摇头。我没什么可再做的了，也无法知道他会不会存活过来：每分钟呼吸80多次，体温低于35℃，如此已两天。到底我是在救活他还是延长他的痛苦？持续治疗的第三天，小不点睁开了眼，这告诉我，他仍然在坚持，我不应放弃。终于，小不点上星期出院了，个子仍是很小，只有2.5千克。祖父给他命名为“阿苦”（我不喜欢这名字）。小不点由祖父抱着，一个连鞋子都没有的老人，一身补丁套补丁的衣裤，慢慢地步行着离开医疗中心。对老人来说，也许小不点就是他世上最珍贵的东西。谁也不知道小不点未来会怎样，但至少，此刻我看见老人微笑，虽然我仍有点担心小不点的身体状况。生命，无论多脆弱，有时却是难以置信的坚韧。我无法想象，如果病床上的是我，能否同样坚强。

多年来，安哥拉的石油使战火不断，许多安哥拉穷人却甚至不知道石油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花费心思考虑新车买哪款，有的人却连鞋子也没得穿；医疗中心里有些高层挣扎着要减肥，营养不良的病童则挣扎着为了康复……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同一个国家。

这或许是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世界的不公平。需求太大了，援助只是杯水车薪。而当参与救援的人多了，救援项目的性质也不免有改变，甚至可能成为腐朽政权的借口，逃避照顾国民的责任，虽然它们不是没有能力，也不穷。

有时，我想我是太天真了。天真也是好的，至少我从没后悔在困苦人群的真正需要面前，伸出像尘土一样微不足道的双手。我这微尘等待风起，等候明天由更多拥有赤子之心的人所造成的风。

只有在我坐下来执笔记下所思所感，才惊觉原来不断埋首工作、工作、工作，是如此容易迷失方向。

谢谢你们聆听，也谢谢你们从香港给我寄信。

（作者简介：陈述华医生，生长于香港基层，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于二零零二年被派往非洲安哥拉，协助无国界医生在战争和饥荒中救助病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