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大陆 革命下的暗涌

作为“文革”的在场者和观察者，金大陆用详细的一手史料来研究、还原那段历史下的普通人的生活，呈现出革命表面下的暗流涌动，以及，那些年轻人在洪流中的百态

1971年9月的一个晚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上海的夜空透着飕飕凉意。

吃过晚饭后，金大陆一如既往地前往家附近的复旦校园，去那里读大字报、听各种辩论和演说。这是他几年里养成的习惯。虽然是一名“黑五类”的子女，但他对“革命运动”心向往之，想触摸上红色的时代脉搏。

9点左右，一名复旦学生在校门口告诉他一条惊人的消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坐飞机外逃，摔死在外蒙古。

他感觉天要塌下来，一路哆哆嗦嗦地走回家。“那天夜色低矮，走进弄堂，自己的脚步声从两边的墙上反弹回来，像是有人在追击我。”

“心里很崇高的东西一下子就被毁灭了。感到高层政治深不可测，不是之前想象的那么纯洁、明亮。我开始对‘文革’运动进行反思，从认同到最后的否定。到1975年左右，我已非常清醒，非常明白了。从那时候起，我就立志想把这一段历史搞清楚。”

整整40年里，金大陆等待、摸索、尝试各种突破的路径，为获得一手资料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琐碎庞杂的资料中梳理、分析、思考，在现实语境中迂回深入……

直到2011年，他的第一部研究文革的学术著作——《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才出版面世。

革命，红色边缘人

1966年“文革”开始时，金大陆正读初三。父亲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师，所以他属于家庭有历史遗留问题的“黑五类”子女。“一边很压抑，清楚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一方面心里面对‘文革’又是很向往、很认同。”

“我对当时宣传的一套阶级斗争理论，以及这个理论在我们社会发展当中的指导地位，是很认同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路径，和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这一套理论，我认为逻辑是很周密的。”

空有一腔热血和思想认同的少年被挡在了“革命队伍”之外。于是，他常年徘徊在高校密集的五角场，读大字报，听各种大鸣、大放、大辩论，无意中被动地成为“文革”的一名观察者和思考者——“可以这么说，运动这10年全在我的视野当中，全在我的观察和思考当中。”

上海的五角场，聚集了复旦、同济、二军大等高校，尤其是二军大，是当时运动中一面关键性“旗帜”。因牵涉上海地方和北京高层军方的冲突，具体就是张春桥和邱会作的冲突，其内在复杂和交错，令人心悸。“当时，还没形成所谓林、江‘两个集团’，却已是‘两个集团’在上海的‘前哨战’。这将成为‘文革’研究的一个关节点，甚至是突破点。”金大陆说。

此外，在武斗和“夺权”中赫赫有名的上海柴油机厂、空四军大院也坐落于这一区域。可以说，上海“文革”中的大事有一半以上和五角场相关。

1966年8月，复旦校园里出现了一些穿着军装、戴袖章、扎武装带的青年人——他们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操场上，人们一圈圈地围在他们的四周，为他们的演讲热烈喝彩。在金大陆就读的中学里，他们演示了如何教训牛鬼蛇神的武斗场面。

此时，还在努力控制局面的上海市政府态度非常微妙：一方面，他们小心翼翼，抽调了15万人接待来串联的外地红卫兵，尤其给北京红卫兵很高的礼遇；另一方面，以“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为由，控制本地学生外出——按当时市委的“精神”，上海高中生平均5个推选一名、初中生10个推选一名去北京串联的“代表”。

16岁的少年心里揣上了兔子。“真是天大的好消息。突然讲你可以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你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