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沙龙】被篡改的中国神话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就是用轴心时代（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以为那就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起源。

《山海经》是一部永远无法读完的图书，一旦打开，就难以将其闭合。它不仅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碎片化叙事，而且展示出上古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好奇、天真、对所有异象和奇迹深信不疑。而这正是21世纪中国人最缺乏的事物。在世故和心机的酱缸里翻滚了两千多年，《山海经》早已失去当年最纯真的读者。

战国之前，上古神话源出多头

在两千年以前的战国时代晚期，我们约略看见了它的作者—一位年迈的巫师，面对青铜灯盏，借助昏暗的光线，翻译、抄写和拼缀那些来自巴比伦、天竺、安息、大秦和本土的书卷。越过莎草纸、羊皮书、竹简和丝帛的缝隙，他像炼金师一样在狂喜地工作，采集那些破碎的事像，按东南西北及其山河的方位加以重组，犹如从烧杯中汲取金黄色的汁液。他被文本里的各种“幻象”所包围，脸上露出了狂喜而忧虑的表情。他看到了这部典籍的曲折命运。

经过秦始皇于公元前213至212年的大规模焚书，最优秀的先秦神话早已灰飞烟灭，只有这部被视为经典的奇书，被西汉儒学家“意外地”发现，并超越自身命运而重返人间，成为唯一能够跟儒家典籍并置的“异端邪说”，甚至以一种不和谐的面貌，介入儒学家改造历史真相的运动。

《山海经》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它究竟是中国巫师的杰作，还是西亚商人带来的世界地理手册？它为什么能够描述赤道太阳垂直照射的效应，并记录了北极圈内长昼永夜的非凡景观？为什么它既有对澳大利亚袋鼠“夔”和笑鸟“……”的表述，也有对南美洲玉米的暧昧记录？究竟是谁走遍整个世界，把这些广泛的地理知识，传播给一个在远东崛起的民族？

战国之前，上古神话源出多头，而叙事驳杂，风格斑斓，本土和异族的意识形态，并置于东亚的广阔空间，始终未能获得有效的梳理。这是早期神话的基本特征，也是王国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这种纷乱的状态，无疑是开发性社会结构的表征，但它也为民族国家的自我认知，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在战国晚期，也即轴心时代晚期，一种强烈的汉文化主体意识开始生长起来，企图以王国的权力结构为镜像，构筑大一统的帝王世系，由此构筑民族国家的权力轴心。纷乱的帝王世系谱系一旦获得统一，就能形成单一的历时性轴心，而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生长和运转，设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内核。

汉代儒生集团是先秦神话的最大敌人

战国是汉民族进入自觉的转折点。它的神话叙事，包括神话的历史化和帝王叙事，为此后的秦汉两朝帝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在一个互相兼并和大一统的普遍价值观的支配下，历史叙事开始苏醒，一些重要的史书开始出现，而重构统一的上古帝王世系表，成为历史叙事的首要题材。在这样的诉求下，《五帝德》和《帝系》应运而生，它们利用各种神话传说资源，煞有介事地编织了一个统一的上古帝王传承谱系。顾颉刚大肆嘲笑和批判了这种制造“伪史”的行径，声称那是“在战国的大时势下应有的鼓吹”，而汉儒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始作俑者。

尽管顾颉刚的这一观点在断代上有所失误，却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先秦神话的最大敌人。它们并非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翦灭楚国王室的汉王朝，而是汉代儒生集团。这个集团经过秦代的挫败，指望在新时代获取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种策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在开国大典之后，游说皇帝，推高儒学的官用价值，也即让儒学成为专制主义的重要饰物。董仲舒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他的个人努力，令西汉朝廷启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134年）的国家主义程序。而后，经过汉宣帝刘询主持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公元前51年）和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公元79年），最终形成官方儒学的文化格局。儒家就此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显示帝国权力对思想的完美征服。

但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格局：帝国获得了儒家士大夫的权力支持，而儒家则获得了知识的最高话语权。文化权力的获取，导致儒家可以放手一搏，以注释、改写、伪造（分为在真本中插入伪造的句段之局部造伪，和整本典籍的伪造）等手法，借此篡改先秦历史文献，以实现儒学意识形态的世俗传输。参与这场典籍改造运动的人士，包括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等，时间从西汉武帝时代，到东汉王莽时代，长达两百多年，可谓风起云涌。而参与改造经典的，并非只有儒家一脉。秦汉两代，狭义的“儒生”，多指研习孔孟之学的士人，而广义的儒生，则指所有识字能书的士人，其中当然包括老庄之士和方士。后者最终合流成为道士集团。

两汉系文物造伪源头

晚清学者廖平撰写《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和《辟刘篇》等，指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而古文经则是刘歆窜改的产物。1891年，康有为更以高亢的声调，痛斥东汉刘氏父子篡改包括《史记》在内的多种典籍的无耻行径，作者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手法恶劣，是为“篡贼”，声称自己“不量绵薄”，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者”。顾颉刚也宣称，刘歆编造“汉应火德”以及世系德表的目的，是给王莽篡位制造理论基础。

但经籍造伪和篡改，并非像世人想象的那么轻易。多数经籍早已流传天下，仅仅在一套竹简上造假，效果甚微。此外，作伪者还须握有管理皇家图书馆的权力，并且上下串联，内外呼应，严密行事，方能得逞而不至于败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钱穆才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中为刘歆鸣冤，说他们没有作案的可能。

这两种观点在民国年间爆发激战，始终没有和解的迹象。但无论如何，造伪终究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汉代造伪之所以蔚然成风，不仅是因为某些典籍流传稀少，甚至可能是一个孤本，而且是基于竹简的特殊结构。采用纬编方式将简片串联起来，这种活页式的结构，令伪简片的插入变得轻而易举。在上下文便于衔接的前提下，插入写有篡句的伪简片，再用细绳重新加以装订，一般很难被识破。篡改者只要雇用技术良好的匠人，采用相似的竹（木）料、刮削工艺和书法风格，就不会留下显著痕迹。其次，是在单片竹简上刮除原字并改窜新字，也十分方便。第三种方式更是易如反掌，那就是在多卷竹简中直接加入一个伪卷。当今中国的文物造伪传统，其源头盖出自两汉。

作为“集体之作”的《山海经》，因其文本的开放性，篡改变得易如反掌，例如它所描述的凤凰，竟然全身上下左右，都贴满圣贤孔子的标语—“德”、“义”、“礼”、“仁”、“信”，俨然是一位展翅高飞的儒家信徒，而这类意识形态词语，在该书其它地方从未出现，显得十分突兀，显然是儒家偷塞私货的结果，但至今都没有被聪明的经学家们识破—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山海经·五藏山经·南山经》

就在康有为怒斥刘歆篡改“太史公”文本的同时，“太史公”本人的作为，却遭到了意外的遮蔽。这个蒙受后人“篡伪之痛”的司马迁，正是两汉学者编造历史、并用历史叙事来取代神话叙事的始作俑者。尽管《史记》具有官方身份，但其所载史实，被后世证明有大量不实之处。以往的史学家，多以为那是司马氏对原始材料“有所不察”的缘故，但在我看来，其中更多的是一种蓄意的编造。司马氏的“篡改”，是在正典写作中注入个人观点，甚至直接用神话材料去编织史实，如“黄帝本纪”之类，反而无人诘问。太史官的主流地位，捍卫了这种改写和编造的权力，令其散发出正统、客观、公正和煞有介事的气息。

司马迁受到广泛支持的另一原因，在于蔑视神话和热爱历史，正是汉代儒家理性主义的主要表征，它要剔除所有的“乱力怪神”，并把其中有价值的信息采为信史。

以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

典籍篡改者的行列里，并非只有儒士一种，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术士，也加入了这个庞大的队伍。所不同的是，后者从不伪造先秦典籍，而是直接利用神话叙事，伪造黄帝和他人的对话录，由此推出《黄帝内外经》、《素女经》等数十种伪经，仅湖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就在13种以上。此类上古经典的造伪，从未有人追究其造伪责任，这可能是因为“造伪”的痕迹过于明显，近乎赤裸的游戏，在汉代的知识语境里，此类假托黄帝之名的手法被视为文学修辞，而非蓄意的历史欺骗。

鉴于先秦典籍造伪蔚然成风，除了汉代，其他朝代的士人也竞相仿效，前赴后继，不断形成新的浪潮，不仅把中国变成文化造伪的超级大国，更为当下的神话研究，设置了严重障碍。另一更为严重的情形在于，神话典籍的鉴定及其整个神话研究，从未成为中国经学的主流，也没有受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关注。在本朝，上古神话只是三种人关切的对象：作家，如鲁迅、沈雁冰和闻一多；学者，如顾颉刚、岑仲勉、丁山、徐中舒、钟敬文、袁珂、饶宗颐等；印度文化研究者，如徐梵澄和季羡林等，但人数稀少，影响细微，从未进入所谓“国学”的核心层级。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就是用轴心时代（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以为那就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起源。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对希腊神话及其奥林匹亚神学做出必要的响应，就无法掌握古希腊艺术和哲学的内在本质。

而自从西汉以来，包括魏晋、唐宋、明清、民国及当代研究者，仅仅把神话作为一个附庸性现象。而1949年以后各地文化馆采集的民间神话故事，多经过阶级斗争理论的篡改，变得面目全非，乃至呆傻可笑。在政治学、历史学和实用主义学术观的多重挤压下，神话没有得到保卫，反而缓慢走向湮灭的终局。而民族国家的精神起源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