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智囊】进退困局——智囊们的生存游戏

不管是“好为‘国师’、依附权力”的批判，还是“新见迭出、前景看好”的礼赞，中国一些软科学研究机构在上个世纪90年代渐被更潮更直白的名词“智库”所指代，周旋于权力与商业之间的中国智库学者，遭遇的非议一直不断。

绿色发展研究的思路需要融汇多视角、多论点的绿色发展观念，需要获得更多的民间数据，也需要各级政府有雅量有胸怀面对绿色发展的建议与批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作为一种服务于决策的学科，软科学的特点与价值逐渐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所接受，“献策”政府，或给决策者做可行性报告，已是这些智囊的规定性动作。中国最早的智库就从这些体制内的社科院、政策研究室脱胎而出。

从“只生一个好”到“五天工作制”

上个世纪80年代是软科学发展的辉煌时期。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急待解决，科学大家钱学森以创建“从定性到定量分析的综合集成方法”的直接推动，尤其是国家顶层设计者的重视，让软科学研究在体制内得到普遍认同。

今年76岁的孔德涌亲历了软科学在体制内的几次重大影响。参加过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的他，以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专家的身份从中国科学院调入国家科委政策局时，就已知道宋健与其助手于景元1970年代末在航天部工作时就开辟了人口定量研究的新方向。经过无数日夜的研究，宋健他们最终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参量—妇女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他们参照当时国情，将这个数目最后确定为“1”。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的推荐下，宋健曾就计划生育问题向国家领导人汇报。但有关人口政策的争论从未停息。

1980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内，一场影响亿万家庭的大讨论开始了。据参加会议的人口专家田雪原回忆，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否可行，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有人提出：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叫做“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是最聪明的还是老三，俗话说猴仨儿猴仨儿”！此言一出，全场骚动。休会后，支持只生一胎的专家急忙查找材料，进行论证；又接着反驳了因计划生育劳动力不足的问题。“1980年3月到5月，人口座谈会接连开了5次，从中南海西楼会议室转到人民大会堂，最后形成文件回到中南海，几经周折，1982年才确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1986年，世界数学建模大会在美国密苏里州召开，大会邀请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做人口政策的报告，宋健是大会邀请的两位发言人之一，“因为全世界都关注中国人口问题，担心世界被吃穷，吃乱了。”宋健委托孔德涌赴会。“书面报告的作者，以宋健、于景元和我联合署名。报告结束，三千多人的大会，全场热烈鼓掌。报告获得大会最高奖—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奖。中国计划生育的决心和政策，让西方人惊叹。之后我被许多大学邀请做报告。”26年过去了，忆及往事，孔德涌难掩激动，口里不时蹦出几个英语单词。

“五天工作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颇多曲折。1984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一个调查报告，全球114个国家，都已实行“五天工作制”，“最刺激人的是，46个发展中国家，一半以上每周工作只在40到44小时，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开始着手“五天工作制”的研究。孔德涌记得，当时课题组调查了13个城市，访问国企员工，在每周增加一天休息和每天加工资（维持六天工作制）之间选择哪个时，8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前者。“当时有人担心实施五天工作制，GDP会掉下来。我们研究的结论是不会那样，反而促进就业。”但报告递交上去，国家科委一个副主任反对，说“什么五天工作制，七天都不够”。于是报告没有上达决策部门。1990年11月，孔德涌调任中心主任，“这么好的题目不能就这么搁下。”原课题小组继续研究。1992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阻碍上报的副主任也被调走了”，国家科委联合劳动人事部，上报“五天工作制”，最终获得国家批准。

基本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中国软科学发展的大事，1996年，孔德涌退休，担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至今还负责审定中国学术期刊《中国软科学》的稿件。

        廖晓义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兼主任，知名民间环保事业倡导者和活动家。其著写的《以乐和家园理念建设低碳乡村》一文获得第二届中国软科学                                                      奖专项奖—社会实验奖。 （赵卫民 姚磊/图）

智库思想催发学者的分化与重组

软科学作为一门基于钱学森所创建的研究方法的科学，在业务部门管理者孔德涌眼里是一番风景，不乏夹杂时代风暴。但软科学作为一种对应国情的研究策略与方法论，已被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大量运用。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为时代把脉，做前瞻性研究。这些学者多以经济学家、政策高参的身份出现。

“中国研究界最早做前瞻性研究的学者，是众所周知的顾准，他对希腊城邦的研究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先驱。”学者吴稼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评价。上世纪80、90年代年代，是创新与突破的时代。人文社科领域，“周扬和王若水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为今天的民本主义和和谐社会留下了遗传基因”；国民经济领域，杜润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厉以宁、吴稼祥的股份制理论，张维迎、华生等人的价格双轨制理论，通过研讨会或书刊发表，纷纷成为知识分子献策改革的重要方式。

与此同时，1983年，介绍信息革命的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问世，译介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一本译著和一套丛书将“知识就是力量”的智库思想大面积地传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

作为一种决策需求与回应民间的机制，当时中央在各部门搜集人才，开始不定期地邀请学者、专家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通过借调，逐渐集聚在一起，形成各类研究部门，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第一批初具现代智库意义的政策咨询机构。软科学学者，成了名副其实的政策顾问、官方幕僚。

1980年代末，零星的学者开始走出政府大门，尝试着在社会上建立起一些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中国第一次有了民间的思想库。我国最早的民营智库是北京四通公司办的经济研究所。1990年代，民间智库迎来一波诞生小高潮。

发展速度最快的要数大学下属的智库。随着1993年和1998年国务院和教育部分别启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国内重点建设大学纷纷成立了众多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从海内外吸纳了各种学科人才，通过研究政策问题、向政府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公开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积极推动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发挥决策咨询影响。譬如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1994年就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员有张维迎、海闻等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

民间智库困扰于“特殊待遇”

2006年9月15日，《民主是个好东西》被上传至中国政府创新网，同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在争鸣版刊发，12月27日又被《学习时报》文摘版转载，同日，人民网、新华网亦全文转载。这篇走了“正常的流程”的稿件，因为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特殊身份，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国最新政治风向标。而中央编译局这个机构，开始为公众所知。

尽管俞可平对外解释它“既不是大学，也不是政府机构，介于中间”，但一个“局”字，勾画出其机构特征。内部架构上，中央编译局除了设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部、中央文献翻译部等翻译部门之外，还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据专家评价，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中央编译局作为智库，主要集中在理论前沿，即提供“立国”和“建国”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基础。

2011年10月，俞可平应邀在“全球中国峰会”上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政要名流同台演讲，《华盛顿邮报》头版同时刊登了他与基辛格博士的照片。在著名的“哈佛中国之夜”，他受邀与哈佛前校长萨默斯同时担任主讲嘉宾。

俞可平将中国官方智库的荣耀推至目前国际的最高水平。相对官方智库的资源优势和生存空间的进退裕如，民间智库明显存在着生存歧视。仲大军对中国智库颇有研究， 1982年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通讯社，2000年，他“下海”创办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在他看来，中国民间智库目前进入了发展瓶颈期。

官方智库在选题申报等方面享受着民间智库梦想不到的地位优势。“在经济上，我们完全能够自力更生，”仲大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但在其他方面经常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举办论坛，民间智库学者往往不在邀请的名单内。“即便是请了，也会排到体制内学者的后面。”更让人烦恼的是言论空间。仲大军说，有关方面就没有给非官方学者留出一席之地。

在智库学者郭宇宽看来，虽然民营研究机构逐渐被社会认可，但距被政府真正理睬和重视，尚有很长距离。虽然政府对民间研究机构的活动没有干预，但在某些领域仍设有限制。“媒体也主动审查，一般很少宣传民间智库学者的观点，有些学者及其文章还被指定不许发表。”

在这种“特殊待遇”下，大多数的民间智库难以被大众了解，其智库优秀学者，更难成为热点人物。民间智库的观点、思想、建议和主张就只能敲敲边鼓，仲大军说，“更多地是被有关机构拿来内部参考。”

中国“缺乏开放的意见市场”

“中国的智库只是翰林院”，“翰林院里的专家学者，不管你有多大神通，也只能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孙悟空，在桎梏里，而不是在智库里。”吴稼祥，这个有着长期中南海行政智囊经验的学者，如今失望于体制内智库的表现。1985年，吴稼祥以提出股份制改革等而引发国内外关注，1986年他与当年许多得志青年一样顺利跨入中南海政治权力核心圈。命运的跌宕，让他重新冷静审视中国智库的发展。

在他辛辣的笔下，体制内的智库，弊病丛生。级别最高、庭院最深的那些研究机构，“其实是秘书性机构，主要职能是给各级各类领导人写讲话稿，写各种文件和报告，或者以领导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其次，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室，主要工作则是按照领导意图为实行中的政策寻找论证。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不是操作性和实用性。很多大学研究机构，“在意的也是研究经费的瓜分”。

按照世界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

以此衡量，吴稼祥的批评不以为过。一个研究机构要称得上“智库”，吴稼祥开出两个基本指标。第一是民间性，第二是独立性。民间性有两个含义，一是研究机构是民间组织，而不是官方的分支机构，二是经费要来自民间机构捐款，而不是政府拨款。

与吴稼祥的尖锐批评相映成趣的是孔德涌的分析：尽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公开中国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但西方认可的中国大陆智库只有74家。孔德涌认为智库学者，必须具备“坚持正义的勇气，不迎合的中性立场”。

3月29日，83岁的茅于轼获得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颁发的2012“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奖金为25万美元。加图研究所认为，在中国，茅于轼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开放和透明的政策，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个一直讲真话的老牌经济学家是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活跃分子。19年前，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樊纲等经济学家联合发起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获奖消息出来后，任志强、潘石屹等众多名人表示祝贺，任志强发微博表示，“茅老是真正为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 茅于轼领衔的天则智库，以其多年持续的独立研究，为中国智库赢得国际性声誉。

作为民间智库—长策智库的学者，郭宇宽长期关注文化社思想热点与国家政策走向。他称吴稼祥是他近年来比较敬重的学者，在把脉中国智库发展的症结上，郭宇宽的观察饶有趣味。“中国自古有达官养士的传统，食客、师爷、幕僚，这些人无疑是古代体制内的智囊，他们为依附的主子代言天经地义。”在郭宇宽眼里，智囊“好为人师”，或者以“国师”自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开放的意见市场，没有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这个自1996年开始几次在全国性辩论赛事上夺冠，尤以1999年在国际大专辩论赛的精彩表现而名动一时的学者，彻底成了公共辩论的倡导者，忠实捍卫着“若辩解不自由，则批判无意义”的信条。

独立性，在吴稼祥看来，是智库的生命线。如何独立，吴稼祥说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智库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二是言论自由。”所谓独立性，就是事先没有官方授意，事后不受官方审查，表达不受官方限制。在吴稼祥看来，民间智库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独立性上做得不错。

吴稼祥认为，只有到了前瞻性研究不需要“敢死队”的时候，中国才会有真正的智库。言及现在欣赏的学者，孔德涌脱口而出，“张维迎”，只因“他一直敢讲真话”。关于当年三峡水库的课题研究，孔德涌不想多说。在采访中，他沉默半分钟后丢下一语，“我们承担了其中三个，结果你是知道的。”中国软科学真的要获得大发展，“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76岁的老先生不假思索。

郭宇宽认为现在从事智库学者，要么是钱袋决定脑袋，成了权力部门的辩护者或论证者，“要么干脆与政策运作不发生关系，成为网上的自说自话者。因为信息来源不足，未免判断不准确。”与政府互动性的强弱，决定了信息的价值，这是做软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西方智库高规格接待某些中国政策学者的原因之一。

“不怕代言，就怕只有一种声音。美国政客也有幕僚，也有公开的游说组织。不同风格的方案都能摆在台面上，老百姓也有个知情的平台。辩论，正好去除政策的神秘。”郭宇宽说，真要挖掘中国智库“脑瘫”的历史根源，“那只能怪到我们该死的上千年的专制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