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墨攻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这一年的春天，一位老人于记者见面会上，在谈到自己九年治世之功过时，以孔子的这句话来作答。“春秋”，在中国的语境里，是岁月的轮替，也是历史的指代，更是一本书，一本历代王侯将相、士子学人都用来衡量自身的书。

世界上大凡智识发育比较丰沛、文明进展比较圆满的民族，无不相信书籍的力量。或将其奉为信仰的永恒来源、信心的发起者，或将其视为道德的原点、历史的裁决者尤其是个人人生价值的衡断者。基督教的圣书是《新旧约全书》，穆罕默德子民的圣书是《古兰经》，汉传佛教的真经要历经九九八十一个劫难方能迎取而回；纵横欧亚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帝曾高呼羡慕阿喀琉斯，因为盲者荷马将其写进了书，英雄得以万世不朽……在我国，书常常被置于对人对事具有终极审判权力的高度，“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书，对奸佞者有强烈的吓阻、威慑作用，具有外部的约束力，而“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则彰显出书对良人内在的警示和自省意义。一个人的肉体能活多久，大家相差不大，但一个人的精神能活多久，则区别迥异，书，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长久，书，甚至可以决定他活的姿态和面目，是青史留名还是遗臭万年。

上面谈到的《新旧约全书》、《古兰经》、《春秋》，它们是“经”，是“大书”。只有大书，才会引起人们的书籍崇拜，使书不仅仅是一种纸张的集合，不仅仅只有作为载体的工具性意义。这样的书，无疑是神圣之书。

但神圣之书有时未必带来的全是人类的福祉，也有万般的磨难，比如为了两本不同的书，犹太人与穆斯林就交战了千年，至今未能止息；因为害怕书，秦皇坑儒焚书，汉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古代的知识分子就因书而吃尽了苦头，文字狱也每朝每代所见多是。我国几十年前流行的一本神圣之书，人手一本，号曰“红宝书”。—但书是无罪的，纸张是无罪的。

有神圣之书，自然也有世俗之书；有庄严之书，自然就有闲情之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读者，它的宿命，有些书门庭冷落，知音稀少，有些书洛阳纸贵，风靡百年。有些书无人问津，有些书却可以被各种力量不停地“推送”。

“推送”的方式也有各种。在我们的人生里，我们的阅读常常会被我们的家长、老师或者政治权威、精神领袖的指令所左右，有时却被一些市场的商业之手所左右。这些商业之手，指示了我们视野所展开的方向，引领了我们思想的路径，决定了我们精神生活的情趣与品位。

本期我们的特别策划，不谈那些神圣之书，而是专访了几位文化商人，看看他们是如何制造出那些畅销书的，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这块文化的战场上攻城略地、纸上练兵—建立自己的声誉与财富版图的。或许，从这些故事中，也会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精神片段和精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