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文化商人的名利图谱】刘瑞琳：理想主义“制造商”

与其他民营出版公司截然不同，刘瑞琳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出版界的“理想国”，用特有的经营模式成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制造商”。

吴晓波曾经直言不讳：“刘瑞琳是我最尊敬的一位出版人。”吴晓波家中为数不多的文学书籍，几乎全都打着同一个标签：理想国。这是刘瑞琳和自己的团队为了纪念北京贝贝特成立10周年精心打造的品牌。资中筠、章诒和、白先勇、梁文道、陈丹青等文化大腕的加盟让“理想国”的品牌一炮打响。至今，“理想国”已经是刘瑞琳手中的一张王牌—只要是打上“理想国”标签的书，立马就能引起读者和媒体的关注，攻占各大畅销书榜。

刘瑞琳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却无碍她在业内声望的攀升—在她手上诞生的，不仅是出版界最响亮的品牌“理想国”，还有出版圈中最为稀缺的理想主义。“文化上有担当和责任感，他们很勇敢”。作为陈丹青钦点的唯一出版人—刘瑞琳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对文化本位的回归，更是对文化理想的认可。

记者：理想国云集了如陈丹青、资中筠、章诒和等众多文化名人，导致读者对作者的兴趣大于作品，你如何看待文化界的这种明星效应？

刘瑞琳：作家、学者毕竟不是明星，读者对他的兴趣主要还是来自于他的作品，包括他的文字和话语。理想国也有不少没有大众知名度的作者。说理想国沙龙的影响力大，我觉得就是气场。沙龙汇聚了一个气场。我记得有一个到这儿来的小孩跟我说，原来总觉得思想很无力无形，到了理想国沙龙，马上觉得思想是有形的，能抓得住。

记者：是什么支持着你做有文化质感的读物？

刘瑞琳：说句心里话，我对市场的关注不多，每走一步，都是根据自己内心的感受。做书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发现，有些类型的书我们会做，有些类型的书我们依然不会做—因为它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们要做到，既有自己的风格，还能畅销。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努力把握文化的脉搏。

记者：所以，贝贝特吸引作者不是靠钱，更多的是靠默契，或者文化认同感吗？

刘瑞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就像两个人相识、恋爱、结婚，不会只因为认同他的某一个方面。说白了，我们和作者也是这样的关系。很多出版社与作者的合作是在做加法，大家不断尝试新的合作伙伴，这家不行试下家，把自己的能量都消耗掉了。而我们在做减法，抓住机会、集中精力做一些人、一些事，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特色。

记者：出版界一直存在版权引进和作者争夺的问题，你如何应对？

刘瑞琳：这不是麻烦，这是正常的出版业务。作者和出版社之间是一种相互的认同和信任。国外在这方面相对成熟，合作关系更稳定一些。中国很多出版社的风格并不鲜明，别人做什么就去抢什么。很多作者对出版行业也并不了解，谁给的价格高就跟谁走。最后就会乱套。我想，随着出版行业的领域划分越来越清晰，市场化程度和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作者才能看得越来越清楚，出版界的格局也会越来越明朗。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民营出版市场？

刘瑞琳：民营出版在图书市场上非常有力量。民营出版更自由，更有动力—大概是产权的原因。传统出版社其实还是官本位的管理方式，事业单位的思维模式，要走到真正的市场化还有很长的距离。无论是民营还是国有，让他们更接近出版的本质，做地道的出版才对。但我觉得目前的环境、机制和政策，都对出版的良性发展不利。昨天在上海，在住的宾馆门口，我就看到了《窗里窗外》的盗版书。大量的盗版盗印，市场秩序混乱，网店价格混战，书店拖延账期，整个行业没有良好的商业规则，不讲信誉，这些事情都没有人管。管理部门大部分精力都在管什么？很多出版社最大的本事是变着法儿争取各种资助项目、追求各种名目的赞助经费。出版社离真正的出版市场越来越远。民营出版会越来越成为图书市场的主宰。

记者：做了这么多年，出版对你意味着什么？

刘瑞琳：目前是我的唯一，将来总体上也不会偏离这条大的主线。我的长处就这么一点点，我能给社会做的事情就那么一点点，不会轻易丢掉这个路子。而且，我总跟团队的同事说，我们做的出版，已经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一份工作，而是寄予了很多人的希望和理想。所以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