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最后一任遵义县长

这里说的最后一任遵义县长不是现在经常出现的撤县并市，遵义县县长从此没有了，而是指国民政府在遵义县的最后一任县长，此人叫汤家律，说起来他是我姑奶奶唯一的儿子，我应该叫他堂伯吧，估计早就离世了，如果活到现在，恐怕近百岁高龄。小时没见过他，只是听父母说，他在贵州遵义的一个劳改工厂劳动改造，那个工厂的名字至今还记得：贵州省遵义县磷肥厂三分厂。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每个月姑奶奶都会接到他从那个遥远的地方寄来的信。信总是八分钱的平信，内装两三张薄薄的红横格信纸，开头总是：母亲大人，结尾总是：儿家律，文有古风，字也典雅，信的内容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总是详细汇报自己的近况，身体很好、吃饭很香、工作顺利等等。从姑奶奶保存的唯一一张照片上看，他是个很俊秀的青年人，中等个子，五官搭配得很好，眉宇间很有些英气，放在今天，一定会撩动女性的芳心，可是他却很惨，惨得无以言表。

他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南京江宁县城，家境优裕，祖上号称“汤百万”，有房有田，据说还有当铺、染坊、酱坊等产业，可以说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后来由于他的父亲，也就是我姑奶奶的丈夫染上了芙蓉癖，以致逐渐家道中落，最后竟死了，姑奶奶和儿子要靠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爷爷来抚养。好在爷爷是当时鄂西北的邮政局长，月入大洋一百八十，足以应付家中开支，汤家律这才平安地度过了童年。抗战胜利后，爷爷很有叶落归根的想法，于是打发我的父亲从湖北回南京上高中上大学，姑奶奶和儿子自然也回了祖籍南京，汤家律也在爷爷的资助下准备上大学。人生的转折就出现在这里，原本他已考上了清华和北大，其他一些著名的大学也都向他招手。大概出于中国人传统的升官发财思想，他同时也报考了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这个系的宗旨就是为国民党培养青年才俊，也就是接班人。爷爷不同意，因为那毕竟要搅和到政党纷争中，鬼知道今后天下是谁的;而姑奶奶是一介女流，不问世事，哪知道什么好坏，只要儿子在身边就好。于是在他自己的坚定下，还是上了这个学校这个系。

转眼已是1948年夏，黄河以北早已解放，南京也岌岌可危，汤家律就在这个时刻毕业，并接到一纸委任状，任命他为贵州省遵义县县长。父亲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竭力阻止，而且言之有理:国民党将要垮台，你不能去!也许是县长位置对一个少不更事青年人的诱惑，也许是满怀一腔经天纬地的抱负，也许是想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甚至也许幻想国共可以划江而治，总之他还是怀揣那一纸任命去了遵义。一个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去了人心惶惶的遵义县能干什么？反正没有多久遵义就被解放军拿下，他自然也就成了阶下囚。

《随笔》2012年第3期

共产党对待投诚起义的军事将领很是宽大，还会给个官做做，比如程潜，比如傅作义、张治中，官当得都不小，尽管没有什么实权;对待卖国的溥仪也很仁慈，国家总理还亲自关心他的生活和婚事;李宗仁回大陆，官方逢迎有加;对“人民公敌”蒋介石更是温柔，只要答应台湾回归，可以给个国家副职干干，既往统统不究。而对于所谓的军警匪特人员甚是严厉，于是他这个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的国民党末代遵义县长就被关进了监狱，那时他只有二十岁出头，还是个嘴上没毛的英俊小伙。随后他被判了刑，再后来就是刑满释放安置在磷肥厂工作，我还清楚的记得那个厂的名字: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磷肥厂三分厂。虽是刑满释放人员，但还是没有人生自由，姑奶奶也只能鸿雁传书，与她唯一的儿子每月在纸上见一次面。

1949年后，孤身一人的姑奶奶无依无靠，只好跟随我父亲一道生活，家中一切衣食住行皆由她安排，虽辛苦，倒也心安。时间一晃就到了1968年，“文革”鼎盛，汤家律突然来信，说经人介绍，工厂附近有个死了丈夫的妇女同意与他交往。此时汤家律已是知天命之年，单身一人已有半个世纪，那年头有人愿意跟他无异于天上掉下金元宝，从来信可以看出，他很高兴，甚至憧憬今后的美好生活。姑奶奶自然更高兴，儿子终身大事将要解决了，尽管那女人是个寡妇，还有一个孩子。那时还有一桩大新闻，从不出名的南京紫金山钟表厂经过“毛泽东思想武装”，研制出一种不镶钻石的手表，取名“钟山”，此处有典，含义有二，一是毛泽东写过一首诗，起首一句就是“钟山风雨起苍黄”，于是起名“钟山”;二是手表厂位于钟山脚下，名副其实。此表价格26元，大而粗劣，走时不准。姑奶奶居然从可怜的零用钱里鹭鸶腿上劈肉般的攒了26元，又想法弄了几张工业券，在排了一个长长的队之后，13岁的我，替姑奶奶在人头攒动的商场里买到了一块钟山牌手表。手表被姑奶奶小心翼翼的包好寄给了汤家律，至此我才明白，手表是为汤家律娶媳妇增加的重要砝码，那时节，男人手上有块手表就好比现在有辆宝马奔驰，立刻令人刮目相看。

手表寄去了，回信也说收到了，还没等到汤家律的恋爱结果，我的父亲就在“特嫌”和“牛棚”的双重压力下离开了我，没过半年，姑奶奶也在1970年一个冬日的晚上，脑溢血中风瘫痪在床，从此一病不起。接到电报，汤家律赶来了，他是把那块视若珍宝的钟山牌手表卖掉后凑了路费赶来的。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黑了，当汤家律敲响我家大门时，那一声:“我是汤家律”!无疑让母亲魂飞魄散，父亲刚顶着“特嫌”的帽子离世，一个历史反革命又来到了家里!犹豫了很久，母亲才开了大门，让进了满身疲惫的汤家律。那天他在我眼里完全没有旧照片上的一丝风采，苍老、卑贱、低三下四，仿佛所有的人都是他监狱里的管教，连对十六岁的我也是点头哈腰，极尽奉承。

冬日的深夜清冷异常，母亲和汤家律坐在桌边，头顶上一盏15瓦的灯泡泛着昏黄的微光。我虽小，却也懂得分担母亲的忧虑，坐在一旁静静地不出声，听着两个大人交谈。母亲也顶着“特嫌”的大帽子，父亲的离世加上家庭负担，使她不堪重负。汤家律虽说已刑满释放留厂工作，但仍属历史反革命。两个人的谈话异常沉重，母亲不知如何安置姑奶奶，以一己之力，她实在无法，更何况很快又要去遥远的苏北金湖农场接受再教育，家中只有我和年幼的弟弟。汤家律也没有办法，遥远的贵州和微薄的薪水，如何将母亲安顿？他们两人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很久很久。终于，母亲轻轻说了句，你去睡吧。

那晚，汤家律和他母亲睡在一张床上，说了一夜的话。

第二天一早，汤家律走了，工厂只准了他一个星期的假，来回路上消耗了六天，在母子分离二十年后，他只和他母亲相聚了短短的一天。

后来，他仍和先前一样给姑奶奶写信，我依照姑奶奶的口述，代替姑奶奶回信。其中有一封信中谈到了那个女人，说人家嫌他成分不好，不愿意跟他了。

缠绵病榻两年后，姑奶奶以八十高龄去世，去世前，竟拿出自己存的十八元钱交给母亲，说是火化自己的钱。打电报问汤家律，姑奶奶骨灰如何处理？回答，不要了。

姑奶奶去世后，汤家律就与我家失去了联系，仿佛在地球上消失了一般，是啊，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球来说，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有谁会在意，奇怪的是，我一直没有忘记他。究其原因，我自己也说不清。毛泽东曾经说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就是说允许别人犯错误，只要改了就好。列宁也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作为汤家律来说，他只是犯了一个年轻人很可能会犯的选择性错误，如果当年他没有去遵义当那几个月的县长，也许他会以自己的学识在内地某个大城市娶妻生子颐养天年。像汤家律这样的人，新政权都要建立了，你还千里迢迢的跑去当什么县长，这不明摆着向新政权挑战吗？在他看来是悲剧，在新政权看来他是咎由自取。就这样，他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我猜想，汤家律至死都会后悔他当年的选择。其实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许多人的人生选择都是朝三暮四的，选错了再来一次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在那个年代，你选择错了就意味着你一生的悲剧，历史常常就在一瞬间铸就，而且永远无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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