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莱的小说世界

阿尔巴尼亚，这个今天很多年轻人几乎没听说过的国家，在我们小时候却是“欧洲的一盏明灯”。它不大，只有两百多万人口，从地图上看像是一只耳朵，但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却巍然耸立，响当当一条好汉，我们最亲最亲的兄弟。

但到了1970年代中期，那种亲如兄弟的感觉却不知不觉淡去了，直到有一天，两个国家公然闹翻。随后，中国进入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突然精彩起来，有比《地下游击队》更好看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有比“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更好听的“啊，朋友，再见”，更有“封闭的贫乏”不可比拟的“开放的丰饶”。我们有太多的向往，太多的忧虑，那个叫阿尔巴尼亚的国家还有消息吗？不知道，没注意！

阿国出了个卡达莱

但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中国读者一直甚少读到阿尔巴尼亚文学，后来再也看不见这个国家，似乎也顺理成章了。

但突然，“阿尔巴尼亚出了个卡达莱”，消息不胫而走。出版界行动起来了，先是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破碎的四月》（孙淑慧译）、《亡军的将领》（郑恩波译）、《梦幻宫殿》（高兴译），花城出版社又在2012年初一下子推出了卡达莱的《石头城纪事》（李玉民译）、《错宴》（余中先译）和《谁带回了杜伦迪娜》（邹琰译）。

谁是卡达莱？其实中国读者应该与他最早相遇。阿国选择反修路线时，正是卡达莱创作的成名期。1963年，他就出版了蜚声欧洲的长篇小说《将军的亡灵》。作为阿国亲如兄弟的盟友，中国曾热烈地介绍过他，只是我们的介绍侧重于他的政治抒情诗。也就是说，在卡达莱名声如日中天时，作家的两个身份——发掘民族历史的小说家和诗人，只被汉语择其一。

卡达莱出生于1936年，18岁出版诗集，27岁发表长诗《群山为何沉思》（1963），接到总理霍查的电话，也奠定了他在阿国首席诗人的地位。此后，又以同样轰动的方式发表了长诗《山鹰在高高飞翔》（1966）、《六十年代》（1969），并成为劳动党中央委员。《山鹰》开首便写：“秋天的夜晚来了，/共产党员们向四处分散；/平原进入梦乡，/躺在山脚下边……”（郑恩波译）。中国读者若在贺敬之、郭小川的延长线上阅读卡达莱，应该大体不错。

但卡达莱的小说却是另一番模样。他的小说，几乎每一部都带给人们一个奇异的世界，我们根本无法在柳青、杨沫、梁斌或《卓娅与舒拉》的延长线上阅读，也无法报之以中国读者惯常的东欧作家想象。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虽因创作而遭遇过内部调查，但看起来并没有受到政治迫害，以致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