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挺真实的人” ——对话芮成钢

“中国今天每一个长期在公众注视之下发声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支持者、反对者，也会有人用非建设性的方式表达见解。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中国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很正常，这是积极的，应该鼓励他们去说，他们去说话这个事情远比他们对我的评价是积极或是消极更重要”

芮成钢把采访安排在国贸附近，他朋友开的一个家居店里。因为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会面，他迟到了半小时。他的日程是如此之紧，以至于《纽约时报》邀请他写专栏（向全球供稿，《纽约时报》本报和其辛迪加旗下媒体都可以采用），他都几乎没时间应付。“他们最早找的是我，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commitment（责任），因为每个礼拜都得写。我建议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宽松的方式？后来知道他们建了一个portfolio（打包组合），有韩寒、胡舒立等，这样就始终有人从中国这边给他们写。”

他第一篇专栏写的是欧元，第二篇准备写美国大选，“一般常理来说，中国人写专栏都写中国的东西，说说中国这中国那，中国长中国短，分析分析中国的现状，好或者不好。我倒觉得，说说国际的东西挺好，让西方人看看一个中国人对国际事件的评价。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说中国的事儿？说中国企业改革？要说也行，但是从variety（多样性）来说，中国人说说欧元的问题，说说罗姆尼和奥巴马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两种语言的转换

人物周刊：从小接受两种语言的教育，对你思维方式有什么影响？

芮成钢：我在不同语境下会用不同语言去思维，这个确实是。如果是英语环境下的访谈或工作，我会用英文去思维。英语思维和汉语思维会有不同。

人物周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芮成钢：语言本身的不同，或者是语言本身承载的文化不同，所以分析问题的方式不同。

人物周刊：价值观也会不同？

芮成钢：嗯，价值观会有不同。但你得具体地说。比如我有时长时间在国外工作，那些天接收的信息都是英文形式呈现的，采访是英语进行的，那么那些天可能就是说话用英文，想事儿也用英文。

人物周刊：这样会不会造成一个结果，在外人看来，你的价值观是多面的、不容易统一的？

芮成钢：价值观很难说是多面的，一个人什么样价值观就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但我一些个人观念的形成肯定会受到这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个是肯定的。

人物周刊：你当初接触西方文学从简读本开始，主要是为了学习语言，会有一些背诵和引用，比如你在新书里说，以前读莎士比亚，读到“人生是个大舞台，我们都是演员”这句，觉得很有用，可以用在演讲等很多场合。从最早是一种工具化的引用，到后来转换成能够真正欣赏它们的内容，这种转换困难吗？

芮成钢：这得跟着时间来，小时候读的一篇文章现在读来可能完全不一样。这里面一个原因是我爸爸是中戏戏剧文学系毕业的，他是写小说写剧本的，中戏教的就是莎士比亚、莫里哀这一套的东西，从小我爸就在阳台上给我念这些，也念东方的东西，唐诗宋词啊，《聊斋志异》啊，这是一样的。小时候看林语堂的散文，看朱自清的小说，当时跟着时髦，别人都看《围城》我们也跟着看。现在再看完全不一样。你看英文小说，小时候可能是好奇、虚荣心，“我也能看莎士比亚了！”是吧，现在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人物周刊：大概是什么时候完成这种转换的？

芮成钢：我到现在还在转换当中吧，那些都是中国人称之为大师的作品，虽然英文中没有这个说法，里面都有很多的人生阅历、情感经历，我毕竟才34岁，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不是说都能理解，还有很多事情在慢慢理解之中。

人物周刊：你现在对莎士比亚那句话怎么理解？

芮成钢：这句话其实有点像是《红楼梦》里说的“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两句话很像。但Shakespeare这句话你要看上下文，我觉得现在很多引用都脱离上下文，自己赋予了新的意思。我觉得他没有曹雪芹那么消极，是个舞台我们都是演员在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强调共性的东西在里面，曹雪芹那个有更消极的东西在里面，相对来说悲观一些，看透了点。但你会发现，中文和英文世界有时惊人地相似，经典的成语、段子表达的意思是很接近的。

“中国的自尊自信往往来自不平等”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提到“如果进了一所综合性大学会是更好的选择”，这是从什么角度说的？

芮成钢：我很相信所谓“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文科教育。我觉得中国人教育的一个遗憾在于我们过早把自己定型了。我们高中毕业很多人去学医，医生是个非常专业性的东西，你以后很可能就在这个职业一辈子做下去了，但你未必喜欢。举个极端的例子，小时候，我在合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大哥哥，暑假经常到我家里来玩，叫宁铂，在我们上学时是中国第一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