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3）

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1月5日，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矛头直指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大方向由地富反坏右，转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有光先生说，“文革”开始写大字报，凡是被揭批的“黑帮”或“走资派”的名字上面一定要打上红叉叉，有时也把名字颠倒过来写。比如，刘少奇的奇字，前倾九十度，变形为狗。这样写的目的，不仅表明这个反动人物被打倒，更是为了丑化和侮辱他的人格。

各单位的大字报，不单在办公楼、院子里贴，也到公共场所贴。“文改会”的大字报，就贴到动物园。周先生的孙女庆庆刚上小学，但爷爷、奶奶和爸妈的名字都认识。一天，奶奶带她去动物园玩，她看到大字报“周有光”三个字打着红叉叉，很纳闷。回头问奶奶，“这是不是爷爷?”“爷爷是好人，怎么打红叉叉?”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的大字报都可以到处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时也顾及外国人的舆论。外交部对外文化工作委员会与“文改会”在一个大楼内办公。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给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贴了许多大字报。但上面有规定，陈毅的大字报只能贴在院子里，不能贴到大门外。上面害怕外国人看见拍照，做反面宣传。陈毅大字报太多，墙上贴不下怎么办呢？就在院子里拉一条、一条比人还高的绳子，两条绳子之间很近，只有两尺宽。大字报从上一直挂到地面，人在里面看大字报，谁也看不见谁，如同迷失在大字报的莽林里。

1968年冬天，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各单位设置“牛棚”，把清理出来的牛鬼蛇神如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坏分子都圈在里面，不准回家。“文改会”的牛棚，是由三间旧车库改造而成。“文改会”在编职工七十余人，其中二十多人进了“牛棚”。因为吴玉章、胡愈之的人事关系不在“文改会”，排名三号人物的秘书长叶籁士成为出头鸟，是最大“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倪海曙为首，包括林汉达、周有光等人。

《随笔》2012年第3期

周先生说，进了“牛棚”就失去了自由。早、中、晚规规矩矩排队去食堂吃饭。提前到了也不能先打饭，要等革命群众都打完才轮到这些“黑帮”。每天例行的功课是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就是清早起来给毛主席像三鞠躬，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断高呼“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晚汇报这关最厉害，人人提心吊胆，不知哪句话没说对，就会遭殃。

叶籁士挨打最多。一只眼睛被打得看不见东西，两个多月才恢复。他饭票用完了，手里没钱买饭票，也不敢问人要。周先生知道，赶快偷偷掏出五块钱给他。当时，五块钱可是大数目，穷得两角钱都要计算花。“文革”爆发不久，“黑帮”工资就被扣发，每个月只给二三十元钱。周先生说，“这件事总算没有人发现。否则，他要受罚，我也要受罚。你一个‘黑帮'怎么能借钱给‘走资派'？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文改会”的牛鬼蛇神，除了学习“两报一刊”和公开发行的那本《毛主席语录》外，还学习一种打字油印的大本《毛主席语录》，不是一两本，而是许多本。学习这个内部“语录”不准做笔记，学完马上交给专政队。周先生说：“学这个毛主席语录，使我大开眼界，知道许多毛主席没有公开的讲话。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使我明白为什么要‘反右'；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周先生说：“‘文革'爆发之前，做学术研究已经受到很大限制了。比如，我离北京图书馆很近，来北京后一直在那里借书。开始借书没有任何限制。后来，只能借你所研究专业范围内的书。有一次，我去借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图书馆员说，你是语言学专业，这本书是文学书，不能借。我向他解释，这本书不是普通的文学书籍，它是用基本英语写的，它和语言学有关。我是研究基本汉语的，我要参考基本英语的一些特点。费了一番口舌，他总算买我的面子，借给我。”

“文革”之初，周先生在学习班劳动无非扫院子，打扫卫生，体力消耗不算大。进了“牛棚”，情况就不一样了，劳动量越来越重。铁做的推车，实在难推。空车已经很沉，装满重物更是推也推不动。当时周先生已经六十多岁，又是十足的文弱书生。派他干重体力活，真是勉为其难。“文改会”的牛鬼蛇神中有个叫陈樾的中年人，心地善良，常常帮助别人。周先生说：“他跟我特别好，因为许多学术问题我们一起研究。我一直感念他在‘文革'中对我的照顾。他比我年轻二十来岁，我推不动那个铁车，他就帮我忙。许多重劳动他都帮助我，俩人抬东西，他总是抢着抬重头。”

陈樾是越南华侨后裔，生在越南。他热爱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偷偷离开越南来北京。胡愈之安排他到“文改会”工作。他喜欢这个新事业，努力工作。“汉字简化方案”的许多具体工作都是他牵头完成的，如“简化字总表”主要是陈樾搞的。他对学术研究认真、严谨，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意见。他还运用拼音字母搞速记，出版一本《简易速记》，很受欢迎。周先生说，陈樾是真心爱国，孩子起名都和红颜色有关。他的五个孩子分别叫：红、赫、紫、丹、绯。他向往革命，申请加入共产党，但理想一直未实现。不仅如此，归国到“文改会”工作一直受压制，每次运动都受冲击。同志们不明白为什么，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文革”结束，给受冤枉的人平反，大家才知道真相。原来陈樾有个香港朋友，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倒霉的是这位朋友所住公寓楼里还有国民党特务住在里面。我们公安部门怀疑陈樾朋友有问题，是国民党特务。陈樾受此牵连属于“内控”人员。后来“专案组”调查清楚，他的朋友和国民党特务没有任何关系。陈樾很不幸，平白无故被怀疑多年，“平反”不久又病逝了。周先生说：“陈樾热心，真诚，能干，还没来得及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就早早去世，太可惜！”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1969年初，林彪发出“一号命令”，是以“战备”的名义对城市进行又一轮清洗。在“我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宣传声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机关、科研单位办“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社会闲杂人员去农村落户。周有光先生随“文改会”大队人马下放宁夏平罗，儿子、儿媳妇去湖北“干校”。剩下张允和带着小孙女也不得安宁，不断有人冲击、动员下乡。无奈，张允和先生只好离开沙滩的家，借住儿子周晓平的老师家里。

林彪事件发生后，1972年4月周先生结束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回北京。回来后，还是没有房子。周先生说：“造反派抢占‘黑帮'的房子，在北京司空见惯，是当然的事情。过了很长时间，领导才安排我们回沙滩后街旧居。还给我们两间房子，一间小的，一间中的。最大的两间没有还。可是，我们已经很满意了。”他们把稍大一点的那间用帘子中间隔开，里面放一张大床奶奶带孙女睡，一张小床给周先生。外面半间放一张吃饭桌子，再摆一张小床铺留儿子临时回来住。另一小间是书房兼客房，挤得满满当当。

回北京后，周先生的工资仍然发35块。周先生说：“钱，实在不够。忽然，通知我们恢复原工资。噢，这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头一个月拿回工资，感觉钱太多了，用不；过一阵子，又宣布补发以前扣我们的钱。我一下子发财了！”

此时，“文改会”尚未恢复。周有光他们由“安置办”领导学习。周先生说：“偶尔去参加小组学习。公家有报纸，到了我们先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那样的大报，没什么人看。看完报，开始聊天。那几年，好像没人管的样子。马路上大字报没有了，原来贴的也洗刷干净。没有人来打搅我，那我就重操旧业，继续我的研究工作。书，大部分破掉了，但语言文字学的书基本保存。那时公园年票两块钱，几个公园通用。吃了早饭我去故宫找个安静的地方，在游客休息的桌椅上看书、写文章。累了，听树上的鸟唱，看池子里的金鱼。后来出版的几本书，都是那几年搞的。很开心。”我开玩笑说：“您比皇上还幸福！”周先生说：“是一个人的皇上，没有臣子。”

任云卷云舒，月亏月盈，周先生始终不改对学术的追求。只要让他工作、让他研究，他就快乐。他在《新陋室铭》中写到：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回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共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

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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