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沙滩后街的陈年往事（2）

人民公社化

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内容是“一化，三改造”。“一化”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造”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小生产，使生产资料公有制——农民组织互助组，参加初级社、高级社，一步步进入人民公社。

周有光先生说，农民像军队一样被组织起来。清晨听村头树上的钟声排队上工，晚上排队回来。不单劳动集体化，吃饭也集体化，农村办公共食堂。但农民是保守的，农民不愿意集体化。他们舍不得“土改”才分到手的一块土地再交出去。他们更反对“不管男女老少都必须去食堂吃饭，不准家里烟囱冒烟”。天气晴暖还好，阴冷天就麻烦了。不光吃饭，取暖也是大问题。起初，食堂里馒头、窝头随便吃。很快没有了，只有稀饭。稀饭没有了，只吃菜糊糊。最后，连菜糊糊也吃不上了。有些地方干部看公社食堂农民吃不饱饭，支持或同意解散食堂的，都挨整了。当时，从上至下整个论调是“办不办食堂，是占不占领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问题”。

《随笔》2012年第3期

由于人民公社化，农业收成不好，吃饭、穿衣越来越紧张。陈毅副总理给“政协”委员作报告说:“现在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希望大家克服困难。”居民的粮食定量不断减少。随之，其他农副产品也奇缺。每人每月三两油，二两糖，半斤肉。最紧张的一年，每人只发2尺8寸布票。生活所需都是凭本、凭票供应。1962年，北京有102种商品凭票、证供应。周先生是政协委员，享受“特供”。他每月“到朝内菜市场，从后门上楼，凭特供本买一定量的肉、鸡蛋、白糖等。还有香烟，这个不得了，市面上香烟最紧张。我不抽烟，但我的朋友倪海曙抽烟很厉害。他只要有烟抽，宁可不吃饭。我每次买烟回来，赶快送给他，救他的烟荒”。

全国政协有个俱乐部，政协委员可以去里面食堂就餐。不用粮票，但价钱很贵。一客西菜8块钱，相当于北京大学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我和张允和饭量本来很小，但一人一客西菜仍然吃不饱。那肉片实在薄，人家开玩笑叫它‘风吹片'，风一吹就要吹跑了。去俱乐部吃饭，有时碰见大学问家溥雪斋。末代皇帝溥仪也带他的新夫人去。不单我们挨饿，皇上也吃不饱。”

周先生的孙女庆庆1959年出生，恰好赶上困难时期。为了小孙女吃饱，奶奶四处求助。弟媳妇吉兰是外侨，有“特供”牛奶，每天分给庆庆一半；四妹充和在美国，但中美没有邦交，不能邮寄包裹。四妹通过朋友从第三国转寄奶粉。爷爷说，庆庆幸运，从小没饿着。

有一次，周先生和“曲友”许潜庵先生游长城。许先生解放前是北宁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了解北京长城周边的历史掌故。他们坐小火车去詹天佑纪念堂。小火车很慢，回来已经是夜里。俩人有点疲倦，谁也不讲话。周先生似睡非睡听身边的几个矿工聊天。听着听着，周先生和许先生睡意全消。

这几个矿工，不久前从安徽逃难到大同煤矿。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怎么没饿死?”另一个人说:“我在大食堂做饭。饭做好，留一罐藏在地洞里。半夜起来和队长偷偷吃。”

又听一个讲他们（生产）队上：一个小脚老太太顶着小雨，一手拄根棍子，一手拎着食堂打饭的饭罐。她家老头子，好几天起不来炕了。老太太滑倒，饭罐子撇出老远，罐子碎了，菜糊糊撒一地。她坐在泥水里，哭天喊地。

周先生说，矿工讲有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吃死孩子。虽然没有目睹，但是北京马路上“盲流”抢东西吃；老人、孩子因营养不良浮肿、病倒却大有人在。

他说:“我和三个同事去北京东面的通县办事，中午到一个小饭店吃饭。饭店师傅说，不卖米饭和炒菜，只有面条。当时不像现在，能找到一个吃饭的地方不容易。我们几个人说，吃面就吃面吧！交了钱、粮票，端来四碗面条。我们问，有酱油吗？没有，只有咸盐。

“我们刚坐下，准备吃白水煮面放点盐。不得了！来了一帮人把我们围上。干什么？等我们给他们剩一点。真可怜！我和同事讲，我们饿一顿，晚上回家吃。我们站起身，还没离开桌子，那一群人呼啦一下子抢打起来。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那场面，还是胆战心惊。

“1957年‘反右'运动，是反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民公社化，事实上是针对农民。‘反右'运动知识分子遭到灭顶之灾，但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占人口大多数，人民公社化的损失无法估计。至今官方没有公开确切数目。”

周先生说，人民公社化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失败是必然的。封建社会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种田交公粮，是实物地租的方式。人民公社化，农民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劳动，是劳役地租的方式。从实物地租改为劳役地租，是历史倒退。倒退必然失败。

破“四旧”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开始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直至1966年发布“5·16”通知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标志文化大革命的战火最先在大、中学校燃起，广大师生是这场运动的排头兵。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取消高考制度，大、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各地学生纷纷成立战斗组织，“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周先生说，“文革”开始，主要在大、中学校里面闹。1966年6月初，刘少奇派工作组进驻学校。7月底，毛泽东批评工作组压制民主、领导错误，撤出工作组。这一时期“文改会”虽然照常上班，但所有业务工作已经停止。没有事情做，心里不踏实。他和张允和吃了晚饭，有时去看昆曲研习社的袁（敏宣）二姐。她住北河沿大街，离沙滩后街没有几步路。袁二姐出身大家，父亲袁礼尊是宣统皇帝老师。袁家祖籍常州，袁二姐生长在北京，有北方女子的爽朗性格。她不但工昆曲、善书画，英文、德文也好。是少见的才女，跟她聊天非常有趣味。袁二姐的丈夫胡仙洲，早年留学德国，是出色的矿业工程师。

不去袁二姐家，周先生就去景山公园。胡仙洲和另一位留学欧洲的高级工程师也去景山公园散步。几个“老九”，成了散步的朋友。那位工程师很有趣，穿的衣服很土，生活习惯也土。比如，在公园里休息，他从不坐椅子。而是一条腿弯在身体里面，另一条腿蹲在地上。全身只靠一段小腿支撑着，他的姿势很像公园里休息的仙鹤。从外表看土里土气，谈吐却不凡。他们在一起谈历史，谈世界上的奇闻逸事。

胡仙洲喜欢看德文书，也喜欢看动物方面的书，他知道许多捕捉爬行动物的故事。

周先生说:“在这个无心做事，也无事可做的日子，每天晚上在景山公园跟胡仙洲以及那位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高级工程师不谈政治，不谈文化大革命，只谈有趣味的事情。”他们度过一段闲云野鹤的短暂时光。

好景不长。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一个叫“红卫兵”的学生小组，在信中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的支持，使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展的全国。8月初，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有理”的精神鼓舞下，红卫兵在校内、校外开始“斗批改”“破四旧”。北京8月9日，有近十万居民被抄家后驱逐回原籍农村，占当时城市人口2%。

“破四旧”的浊浪翻滚。大街小巷随时有红卫兵抄家劫舍，揪斗“牛鬼蛇神”。什么是“破四旧”？“破四旧”就是销毁、没收和“封、资、修”有关的东西。包括古董文物，金银财宝，古书洋书，旧照片，旧文凭……

周先生说:“抗战八年，家中值钱旧物损毁殆尽，只剩一些老照片。有我很小的时候跟父母一起拍的合影，有张允和儿时以及她父母的照片。父母都已离世，这是他们留给后代唯一的影像和记忆。我和允和都不舍得毁掉，但不舍得不行啊！自己不破，被红卫兵发现，你的罪可就大了。”

周先生清理家中藏书。他把线装本《二十四史》、原版《大英百科全书》等卖给旧书店。剩下书店不要的卖给废品收购站。在处理所谓“四旧”中，一部《世界美术全集》让他犯了难。这部书是林汉达先生借给他看的。里面都是世界著名画作的彩色照片。是外国版本，印刷精美，非常名贵。周先生说:“自从‘破四旧'开始，我们这些被点了名的‘黑帮'，已经不敢随便出去看朋友了。但是人要讲诚信，借来的东西一定要还。假如书在我手里破掉了，我对不住他。”林汉达先生不住“文改会”大院。一天晚上，周先生设法把这部书带出去，走很远的路还给林先生。

还书回来，周先生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很踏实。周先生万万想不到，还书第二天，林先生儿子所在木工厂的造反派跑到林家“破四旧”，一下子发现这部“黄书”。书保不住事小，害得林先生被抓去游街、跪斗。

周先生说:“事后知道林先生因这部书遭殃，我很后悔。因为我们单位造反派后来也到我家‘破四旧'。他们看到不认识的洋文书一概不动，他们看的都是中文书。”

周先生的亲戚、朋友家，几乎没有谁能躲过造反派去“破四旧”。当中最厉害的，要数袁二姐。袁二姐出身封建剥削家庭，丈夫胡仙洲解放前曾在北京门头沟开煤矿。在造反派眼里是黑上加黑，是重点打击对象。袁二姐和弟弟两家住一个大院子，有好几进房子，是私产。造反派冲进去，把能打烂的东西打烂。值钱的，能拿走的拿走。屋里屋外东西破掉后，又怀疑他家把宝贝藏在地板下、墙壁里。干劲十足的造反派开始掘地、砸墙，把房子搞得一塌糊涂。

家毁了，胡仙洲抓去不到一个礼拜死在专政队里。胡仙洲有糖尿病，平时在家吃饭很当心，按医生食谱吃东西。据说胡仙洲抓去被关在一个茅房里，天天审讯、批斗，病情恶化死去。周先生说，“文革”结束，他们再去看袁二姐。她住一个破烂的房间，其他房子都被造反派占了。袁二姐还是那么乐观，还是那么谈笑风生。袁二姐最后等到给胡仙洲平反的那一天。调查表明：胡仙洲不是坏人，没有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其中有份证明材料说，新中国成立前他还给共产党做过好事。落实材料说胡仙洲“文革”期间因揪斗而死，是个误会。一个人就这样因“误会”结束了，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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