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乐专题·中国社交舞会】舞场

北京 风从上京来

“花容雪貌、玉骨冰肌、腰脚熟练、身手灵活”加之“色彩缤纷,姿态婀娜”，令到民众“偷看妙舞，如蛾附火，如蚁附膻”。《北洋画报》曾经这样渲染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的舞场盛况，当时各种流行的交际舞舞法，如“两步舞之狐步舞”、“三步之华思尔舞”、“四步之登高舞”等都为时髦阶层津津乐道。跳舞与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妇女剪发一起，被视为都市新思潮和新生活的体现。当时的舞场交际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白宫舞场就是当时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们在北平的社交娱乐的高级场所之一。而东长安街使馆区和位于这一带的涉外高档饭店内均设有舞场，如法国人开办的北京饭店和外国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后来涉外的中西式及中式饭店，也仿效西人饭店开办舞场。甚至解放战争时期，延安、西柏坡也有舞场。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里，中南海中，西楼大厅、勤政殿、居仁堂、怀仁堂、紫光阁都举办过舞会，唯有春耦斋环境最好。春藕斋位于颐年堂旁边，室内装潢甚为雅致，前后有莲池围绕。对于这种西方式的男女成对交谊舞，毛主席曾明确表示：跳舞有好处，但要少，以不影响工作为原则。当时还产生了当代中国最早的专业舞伴—中央警卫团的文工队队员，舞曲大多是广东音乐、民歌或电影插曲。1977年的北京大学提倡思想解放，要求哲学系学生带头组织舞会，开了北京大学校园舞会的风气之先。20世纪90年代 大学校园“扫舞盲”运动的兴起，大学舞会社交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人际社交场所。

新世纪，北京的社交舞蹈也朝着高端化、精英化的方向发展。参与社教舞蹈的一般都是白领、海归和有素质的高端人群，社交舞蹈正成为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台湾 与浪漫无关的舞榭

台湾早期酒场舞榭里的“舞女”，只卖笑不卖身；伦巴、恰恰、探戈样样得精通，酒量不含糊，歌声也须具备，周旋在“黑美人大酒家”、“新加坡舞厅”，以及北投温泉区那卡西走唱餐厅里的日式榻榻米上。这些女流之辈，每天送往迎来的可都是些政商巨贾，如果口风不够紧，还恐遭玛丽莲·梦露式的红颜薄命。至于华尔兹呢？就留给那些洋派的富商太太小姐们吧！在1960年代的台湾，民风保守传统而低调，即使名流们想寻欢作乐，也只能往备有暗门可供逃跑的欢场钻。那是个没有狗仔的年代，新闻媒体也仍属一言堂，男人们怕的不是媒体，而是捉奸的太座以及政风处长官。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七零年代末期仍能看到。

来到1980年代的台湾，人民的口袋不断肥硕，出国见过世面的人多了，开始在名流圈兴起“私人招待所”模式，在泡沫化经济时代，昨天的巨贾一不小心就沦为今日阶下囚，于是白天在电视里哭嚎着“我会勇敢面对责任，请银行团不要雨天收伞”的大老板们，晚上就在自家大楼的神秘招待所里，将掌控他生死权的官员和银行家请来享用盛宴，席间当然少不了影视明星作陪，在那卡西伴奏乐师所营造的欢闹气氛下，有人唱着歌，有人翩翩拥舞，有人则涎着脸寻求高人指引一条生路。

舞榭文化在台湾，少了些文人墨客的浪漫爱情故事，因为所费不赀，只有暴利行业的商人才花得起呀！多的却是政商挂钩见不得光的利益输送，为台湾经济写下闹剧般嘲讽又哭笑不得的一页。

香港 马照跑，舞照跳

“马照跑，舞照跳”是指香港“回归”后，市民的生活方式不会被过多改变。显而易见，跑马和跳舞在香港人生活中的地位。舞会文化渗透省港澳还得从“十三姨”和“十三行”时代说起，那时洋人与国人只是在生意往来时才发生接触，西式舞会是洋人答谢宾主双方的例牌套路。有一群留洋归国分子，成为这两拨利益集团的桥梁，起到文化交融不冲突的催化作用。而真正流行开去社交舞会风潮，很大程度上来自上海的“舞厅文化”。

20世纪初的香港，到处洋溢着“夜上海”的味道。为避乱世，许多上海的达官贵人纷纷移居香港。发展至1960年代，香港的舞厅文化红极一时，由亚洲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生动反映了那个年代的舞厅文化。

而属于社交性质的舞会，正体现了香港的殖民文化，当时的婚礼或其它重要晚会，通常在郊外的无敌豪宅或市区内大酒店举办，以主办方夫妇领舞，跳一段华尔兹或狐步以拉开序幕。这点从邵氏的TVB所拍各类电视剧中就能窥见一斑，香港导演拍本港题材影片，只要提及香港上流社会，自然要以舞会的场景来描述，此乃极致。像是《纵横四海》中周润发、张国荣和钟楚红这仨雌雄大盗来到社交舞会找寻目标，瞄准的正是那些自以为有点小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中层职员，向往过上体面生活、换了面具就不是原来自我的虚荣心。

上海 雅华贵与东方灵动

上海的百乐门曾是“远东第一乐府”，少帅张学良时常光顾；陈香梅与陈纳德的订婚仪式就在此举行；徐志摩是常客；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曾慕名而来；陆小曼、陈香梅、唐薇红等当年的名媛贵族是舞池中的明星……他们传达的正是上海滩最典型的气质。开埠后的上海，以英租界为核心的市中心逐渐形成，不仅礼查饭店、英国总会、汇中饭店、一品香饭店、大华饭店等设有自己的舞厅，独立经营的舞厅、社交场所也层出不穷，西藏路上的高峰、远东、爵禄、逍遥、大新、锅台、米高梅、维也纳，南京路上的大都会、仙乐斯、维也纳、丽都、云裳、大东、国泰，再加上洋人豪宅中的舞厅—如犹太四家族之一的E.L埃兹拉的私宅，就有一个可容纳150人共舞的舞厅，整座城都洋溢着律动。

老上海还有一类专门向洋人开放的娱乐社交高级场所—“西人总会”，这些总会是实行会员制的俱乐部，主要对本国侨民开放，即使是“高等华人”，要想入内也极难。其中英国总会资格最老、势力最强，所以名字起得很大—上海总会，又叫上海俱乐部，位于外滩3号，即现在的华尔道夫酒店。只接受男性会员，会员的社交生活总是排得满满的，其中社交舞会和赛马，无疑是最重要的内容。“交际舞会多得让人应接不暇”，1937年2月的英文报《字林西报》有这样的描述：“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你得匆匆带上假面舞会的道具，参加慈善募捐会，还得挤时间安排一些小型的茶会、鸡尾酒会等。”

今日上海的社交舞会虽不如往日气候，不过总有一些人还有理想。像是周信芳的小女儿周采茨，从香港回来定居后，每年必然要偕同巾帼圆桌基金举办“五月慈善舞会”。而今年初在她举办中国首个元媛舞会之后，相信社交舞会又会在当地有所热崇。时至今日，人们只要一提到上海，除了“东方不夜城”的美誉，依旧会立即想到周璇那熟悉的旋律：“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想到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中的那个百乐门头牌舞小姐—千万上海滩新贵的追逐目标，曾引发了多少关于上海滩的遐想和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