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却顾所来径（5）

父亲洪深的两次当官

1942年，父亲对马彦祥叔叔说：“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

今年是父亲洪深（1894—1955）去世55周年。对于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人，父亲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人。正如父亲所言：“人，总是要过去的，而事业——对人类的贡献——是永生的。”昨天的事情，固然有它不该被忽视的重要之处。然而，对活着的人来说，今天和明天更重要。我不希望甚至极不情愿父亲的“影子”还在当今社会“徘徊”。因为父亲是属于“昨天”的，我不愿意，亦不忍心看到父亲严肃的人生遭到“戏说”和“误读”。

1955年，父亲对孩子们以后工作志向，提出要求：“宁可当个二流的科学家，也绝不要做个一流的文学家。”说此话时，我是一个少年，但父亲的坚决态度和“训诫”之意，令我印象深刻，终生不忘。后来，如父亲所愿，我读了工科。但没有成为“二流科学家”，只是一名“不入流”的、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而已。如今，回过头来琢磨那句话的真正含意，我想父亲当年恐怕不会只是出于“科学救国”的简单想法，而是希望孩子们能逃避带有“天然”弱点的中国“文人”在大传统背景下难以逃脱的“不幸命运”吧。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我的祖父洪述祖

父亲的家族，称得上是武进的大族。从家系来说，父亲是清朝文学家、经学家洪亮吉的第六世孙。祖父洪述祖人很聪慧，虽未曾出洋，却有不错的外文能力，文才亦佳。晚清时，祖父捐了个直隶候补道。民国建立后，1912年3月唐绍仪受命组阁，祖父因与唐的交情而供职内务部。三个月后，唐辞去国务总理，祖父则继续留任。同年9月，赵秉钧担任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祖父很得其信任。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祖父因此案牵连，于1919年4月遭极刑——死时很惨。祖父在军阀混战割据的政界供职，最终，在强权齿轮的滚动中被碾得粉碎。这也是他咎由自取吧。

现在讨论正统史书予以祖父的“定论”，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在社会变化中，因为政治争斗而定的各种“罪名”，本身也是变化不定的。祖父企望通过仕途求发达的这种人生追求，我虽然很感不屑，但我以为，祖父政治投机大失败的结局，多少似乎和祖父跟“错”了人有关。他的“仕途”之路的悲惨结局，是他对权势的贪欲而致，不值得同情。但是，祖父的惨痛之死，对父亲乃至对我，都是深刻教训。

在祖父的阴影下

祖父是和我没有任何联系的、一个难以追溯的人。可是，对于父亲来说，就不一样了，父亲回避不了这个被社会视为“罪人”的人。终其一生，都未能得到解脱。1932年，父亲在《文学月报》一卷一期发表的《印象的自传》一文中，沉痛地写道：“我父亲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残酷。我父亲下狱之后，许多亲戚朋友，尤其是我父亲走运时常来亲近的，立刻都拿出了狰狞的面目。一个不负责任无能为力的我，时时要被他们用作讥讽或诟骂的对象。而普通的人士呢，更是怀疑你，鄙视你，隐隐地把你不齿人类；仿佛你做了人，吸一口天地间的空气，也是你应当抱歉的事情……但身受的我，却从此深深地认识到了一个人处在不幸的环境中的痛苦。”

祖父的“死”，带给父亲的是背负一生的“重枷”；在祖父“阴影”中，父亲一生走得艰难异常。

父亲的转学

父亲要求孩子不要学习文科，但父亲本人却是从工科开始自己的学业。1916年，父亲从清华学堂毕业考取官费留学美国。父亲开始就读的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化工系陶瓷制造专业。1919年春，祖父在国内被处极刑。祖父刑前遗言，要求父亲“不必因此废学，毕业方回”。同年秋天，父亲即申请转学去报考哈佛大学。经过严格考试，父亲被录取了，师从戏剧家倍克（Baker）教授学习“戏剧编撰”。

父亲为什么转学戏剧，他有过明确的“说明”。1942年，父亲对同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执教的马彦祥叔叔说：“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这一条路。这条路我在国内学校读书时候就有了基础的。”

可知父亲这个原本无奈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选择：　父亲不仅相信自己具有从事这种工作的天赋和能力；而且认为，戏剧也是一种“唤起民众”的有意义的事业。

父母“自戕”事件另一面

1941年2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父亲和母亲一起“自戕”的事件。后虽获救，但此事在当时仍引起震动：　父亲“事业生活一切都无办法”的遗言，成为舆论拿来作为“大学教授无法生存”而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抨击的有力证据。

到了1980年代，从一位长辈那里，我得知了此事又一种——我亦深信不疑的——说法：　1941年1月，国民党策划了“皖南事变”，随之中国共产党启动旨在保存力量的“应变”计划，其中包括对时在重庆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分批撤离的安排。该计划中没有父亲，父亲也不知道有这个计划。后来父亲得知此事，特别是知道自己很“不以为然”的某某人竟“赫然在列”时，父亲痛苦到了极点……

从大学教授到上校衔科长

我曾经因为父亲两次做了“官”，违背了他自己的初衷而感到“遗憾”。我曾不止一次地设想：　如果父亲不曾踏进官场，他的一生会不会是另一种状态？是不是就不会在壮年的六十岁，离我们而去？

1922年春，父亲自美国留学归来，先后在上海的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的中山大学，青岛的山东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学校教书，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中断这种教书生涯。1937年夏，父亲从广州到上海参加话剧《保卫卢沟桥》的导演工作。但随即发生了“八一三”战事，父亲来不及回广州安排家人，就率领“上海演剧救亡第二队”从上海出发，走向了全民抗战的战场。

1938年4月，第二次公开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成立了以陈诚为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的政治部。政治部下设三厅，郭沫若任三厅厅长，田汉是三厅六处少将衔处长。那时，父亲带领抗敌演剧队正在襄樊进行宣传，当父亲接到田汉要父亲立即赶赴武汉三厅任职的急电后，毫无迟疑地立即赶到武汉，接受了三厅六处戏剧科（即第一科）上校衔科长的职务。

政治部三厅戏剧科，由当时在武汉的全国救亡戏剧宣传队伍整编成的十个抗敌演剧队和一个孩子剧团组成，他们是当时国统区抗日戏剧宣传的基本力量，父亲是这支宣传队伍的重要组织者和主要管理者。1938年，父亲组织上百人演剧宣传队到农村进行宣传，他本人也随同湖北楚剧宣传队一起下了乡。同年9月，父亲率领演剧队，乘木船惊险渡黄河北上进行宣传。

父亲曾自嘲道：“为远离‘官’而搞戏，但抗日救亡的需要，则是为了‘戏’而‘做官’。”真是造化弄人，不可预料。

抗战胜利后，父亲重回复旦大学任教。父亲说，抗战胜利后，“但愿永不再做官”了。父亲这第一次做“官”，我能理解也能接受。

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

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阅读了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开始了和左翼的接近：　1930年，父亲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剧团联盟”，在文化工作中公开站在了左翼。当时，父亲对“共产主义学说”不可能有所认识，他也不关注政治党派间的斗争，父亲只是在文化态度上站在了“左翼”，但他不愿意，也没有参加到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去。父亲这种态度和立场，让政治斗争无论的哪一方，都不喜欢，亦不信任。

1937年，父亲带领上海演剧救亡二队到达洛阳。国民党驻军首领问父亲：“有没有去西北（指延安）的打算？”父亲引唐代诗人王维诗句“西出阳关无故人”予以否定的回答。近半个世纪之后，当时和父亲同在上海演剧救亡二队的地下党员金山先生，撰文回顾了这段往事：　作为上海演剧救亡二队内的中共地下党，他在向主管周恩来汇报时，对洪深表示“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态度，认为是有问题的。这多少也可表明，那时共产党员是怎么看父亲的。

抗战胜利后，父亲不断遭到国民党政权的公开迫害。1946年，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父亲“因反对特务学生对进步同学压迫胁持《谷风》壁报事件，每夜有持枪者包围住所，作精神上迫害几近一个月，虽坚决挺持，而本人后脑神经系统发炎，两耳失聪，均于此时加重”。1947年，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父亲又因“1947年5月，上海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中本人支持进步学生，被反动分子持枪威胁、殴击前后七八次”。

1947年5月，上海全市学生进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并在校内举行活动，随后学生运动开始向全市各个阶层延伸、深入。在复旦大学教师和员工会上，父亲痛斥国民党政府对学生打击和镇压的暴行，并建议全校教授罢教和向政府提出严正抗议；与会教授在罢教宣言上签字，以复旦大学教授名义发表通电，向全国控诉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暴虐罪行。国民党政府穷途末路之际的恶劣作为的结果，让父亲，也让许多有民主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乃至痛恨。

1948年春，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中，没有拿到复旦大学续聘书的父亲，接受了厦门大学外文系的聘请，带着我们全家从上海到了厦门。同年末，父亲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以医治牙齿为由从厦门只身到了香港。1949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安排下，父亲和其他一些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乘苏联轮船到东北大连港。5月，父亲到北京。9月，父亲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父亲第二次当官

母亲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准备回到上海复旦大学继续教书工作。但周恩来要父亲留在北京工作，因此父亲便在北京做了“官”，直到去世。

父亲的单位是“政务院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是个纯粹事务管理性质的行政机关。首任局长，是著名诗人萧三。萧三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也是毛泽东的大同乡。作为萧三的副手，父亲负责局内具体的事务性的工作。如参与我国和友好国家文化交流计划制定以及实施，举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大会，迎送外宾，等等。工作繁重、事情琐碎，无章可循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妨碍父亲做好并完成好自己的工作任务。

父亲两次做“官”，不论是“戏剧官”，还是“对外文化联络官”，实质上，都是父亲无条件听从共产党安排，做了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基层行政事务管理工作的“官”。

我对父亲“不做官”的“食言”，已经释然——我不再“遗憾”。父亲做了他能够做的几乎一切事，没有“食言”。“遗憾”的应该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真的很无力。如同随水而动的一滴水、一根草、一片叶，顺流而下。而我们全然不知自己在人生之河的什么地方或停滞或消失，我们并不能真正意义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与归宿。

一个人生命的长或短——六十年的人生或一百年的人生，在浩瀚的宇宙中，几乎毫无区别。人在世，活得问心无愧，活得于人类社会有贡献，活得问心无愧，就不枉活了一生。父亲说：“我觉得我对于戏剧，研究了多年，略有心得，我对于后人最大的贡献就是将我研究所得写出来，庶几以后从事戏剧的人，不必像我这样吃苦费力。”父亲做到了，做得很好。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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