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我们在谈什么(2)
中国的教育从来不与社会和日常生活世界隔绝,寓教于乐,寓教于日常生活世界,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中国是天下一家的社会,大学不能只是像西方大学那样,在孤立于社会的象牙塔里接受知识。
教堂在哪
于坚应大学文学院邀请,去为诗歌比赛当评委。这个大学是我的母校,过去在城里,与寻常百姓、钟鸣鼎食之家毗邻,旧时王谢堂前燕,有时候都会飞到大学屋顶去的。现在搬到郊外的山上去了,很远,孤零零地独占一个山头,像是建在了一个农场里,但建筑规模浩大,看得出来,动了脑筋,追求高质量,注入了巨额资金。
进得校门,乍一看,完全是普林斯顿或者哈佛的派头,实实在在地模仿,全新的普林斯顿,只是没有苍松古木掩映,新挖来种下的树木还瘦,缺乏掩映的效果,显得荒凉冷清。最宏伟的建筑是大礼堂,先贤寺那样的圆顶,前面是巨大的广场,空无一人。校园里缺乏老校区的人气,虽然莘莘学子已经入校,但总显得形单影只。
后来发现,这学校里基本上只有年轻人,小孩、中老年人几乎看不见。老校区是个社会,新校区看起来就像一个年轻人的训练营地。既然学生都搬来了,为什么看不见老师呢?原来老师还住在老城那边,拖儿带女,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一时半刻要搬过来也不容易。老师要搬来,那还得把一个社会搬过来,老师要生活呀!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生活就是传统,就是习惯,就是文化呀。书店(不能只是新华书店,大学教师应当去“书屋”)、CD店、剧院、电影院、花店、幼儿园、托儿所、商店(不能只是小卖部,否则那感觉跟“文革”时代流放五七干校差不多,会影响思维方式)、菜市场、洗衣铺、擦鞋店、酒馆、茶馆(茶馆相当重要,咖啡馆可有可无,在大学里,茶馆是不可须臾或缺的,当年西南联大,许多杰作都是在茶馆里产生的)、医院、饭馆(如果教授要请来访的普林斯顿吃烤鸭,你总不能带他去公共食堂吧)……远远不够,咖啡馆总得有几家吧,要不然,学生和学生,老师和老师去哪里交流学术心得?没有。就是有起来,恐怕也得过几十年了,公共设施好办,但一家咖啡馆要开得能产生法兰克福学派,恐怕要个把世纪。这一代是没指望了,肯定的。所以上完课,老师们就统统乘车走了。夜里,大学里只有学生和几个辅导员。
其实无可厚非,万事开头难嘛,现代大学本来就是西方产物,就当刚刚引进吧。但觉得即便模仿得如此到位,与普林斯顿相比,还是缺着点什么,一时想不起来。后来与美国一大学的访问学者J教授聊天,说了一故事,某市把宏伟的城市规划图给来访的美国建筑师们看,啧啧,真是高、大、全。但建筑师先生弱弱地问了一句,教堂在哪?市长先生哑然失笑,问得太荒唐了,压根就没想过。猛然就想起,那全盘模仿普林斯顿的新校区,没有教堂!
记起来了,我今年秋天去普林斯顿大学,去哥伦比亚大学,学校最经典的建筑物就是教堂。大学固然奉行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但教堂是不可逾越的,《圣经》当然可以批评,也可以高呼“上帝已死”,但无论如何自由之思想,也不能逾越“七大罪”的底线。希特勒那样的“独立人格”,也必须有教堂镇着他,得有个供盲目追随者醒悟后忏悔的去处。没有教堂,但是新校区有大会堂,意思是,西方大学里教堂承担的角色,由这个巨大的会议室来承担。开会时济济一堂,会一散人去楼空。教堂有忏悔室,礼拜时你昏昏欲睡,过后你可以单独去找牧师忏悔。开会呢,就像拢筷子那样,手一松就散掉,每次都要重新拢一回。大礼堂可以把希特勒之流抓来批斗,但无法令他忏悔。
当年把大学引进中国的先驱们,难道不知西方大学最重要的建筑是教堂吗?当然知道。但是他们引进了大学而舍弃了教堂,为什么呢?我们有文庙啊!所以大学建在老城里,因为有文庙,教堂就不必了。文庙与教堂是两回事,文庙当然也供至圣先师,但文庙不只是布道的场所,文庙还有庙会。
中国的教育从来不与社会和日常生活世界隔绝,寓教于乐,寓教于日常生活世界,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中国是天下一家的社会,大学不能只是像西方大学那样,在孤立于社会的象牙塔里接受知识。西方教育可以那么做,因为有教会和个人主义的传统保证着核心价值。过去中国的大学很好玩,那是文庙的延伸部分,在校园里你可以遇到爱因斯坦在文庙的古松下喝茶,也可以遇到康德在散步,可以遇到鞋匠老李,与他谈谈他老家的土豆,因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大会堂终归太实用,它不像文庙、教堂那是一种价值体系的象征。过去中国的地方官员甫一上任,大兴土木,第一件事就是要重修文庙。只靠开大会,精神价值流于说教,无法潜移默化的,这个弊端今天应当已经看得很清楚。
离开学校时,天已经黑了。在校区门口看见外面搭着几个丑陋的塑料大棚,荒野上有一排灯火,问是干什么的,呃,农民在那里摆了些小吃摊点,立即成为整个校区有人气的地方。
(作者系诗人,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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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谢小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