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上流】列传：这是谁的生活方式

百年上流 百态人生

他们创造着，售卖着，消费着。他们是中国奢侈品生态链条上的名人。他们影响着中国财富的流向与主流价值观的衍变。从对奢侈品的态度，可以看出拥有者的修养，也可以看出世道人心、阶层演化。他们的故事，影响着中国。  

本专题第三版块列传，试图挑选出民国迄今一百年里，一些可以代表中国上流生活方式的人，我们希望他们不仅是奢侈品的使用者和购买者，更是基于文化和历史积淀的，至为高等的，人类修养、审美、习性、家教、气质的表率。这种选择的价值基础等同于我们对奢侈品及其代表的生活态度的正面理解，由此，在已成为世上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且被一切专家铁板钉钉地预言即将成为世上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的中国，选择出这样一批人自应是水到渠成、信手拈来之事—我们本以为是这样，但事实远非如此。接下来，在类似于那些西方顶级品牌运营商见到中国人跟抢减价萝卜一样抢香奈儿时，所感到的那种困惑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选出些没有多少修养、审美、习性、家教、气质可言的，仅是奢侈品的使用者和购买者而已的人进来，如郭美美、周久耕和靠吃榨菜下饭攒了一年工钱，终于买了一只LV包的东莞制伞女工。 

读者将注意到，本版块选出的人按年代明显分为两个阵营：民国期间和改革开放之后。后者人数多于前者，但按照我们上文里对上流社会的辖定，前者显然更为正宗。宋美龄的翡翠和袁克文的古籍应没什么牌子，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基于家世、自然而然的贵族做派，甚至与其同时代的那些女明星和交际花们，她们对初舶来的西方奢侈品的推崇，其中所隐含的虚荣和矫情与今天那些一身名牌的女明星和交际花们相比或许没多大不同，但为什么那些物件佩戴在她们身上就显得那么浑然天成、毫无破绽呢？而又为什么，套在赵本山身上的那件爱马仕毛线衫，无论左看还是右看，总觉得是非偷即抢而来的？ 

因为这个国家在民国和改革开放之间发生了太多事，其中一些事令宋美龄的拈花一笑和阮玲玉的从容不迫产生质变，成为了郭美美的干爹亲妈和丁萌的办事效率。这些事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不值一提，更应该被记得的是让人民穷上加穷且以贫为荣的土改和大跃进，以及将传统文化挫骨扬灰的文革。中国文化里一直不缺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和诠释，在充斥着文人气息、儒家情操的同时也在衣食住行的器物使用上考究、细致到了令洋人瞠目的地步，这里且拿堪称“中国古代贵族生活品质指南”的 《小窗幽记》里，一节教人如何保养笔墨纸砚的文字为例：“养笔以硫磺酒，养纸以芙蓉粉，养砚以文绫盖，养墨以豹皮囊。”呜呼，此书作者陈继儒若生于文革年代，不知会被踩上几千万只脚。 

仍位列奢侈品消费冠军的日本，与美国、欧洲等奢侈品老牌消费国一样，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在贫富差距不大的社会前提下，人民对更高的生活品质的追求使然。在日本曾出现过的全民追逐奢侈品的现象，只是个体为了不脱离群体，而并非为了高人一等，而且他真的是因为喜欢才去买，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其中随便一个日本小姑娘对名牌精通到“能毫不费力地写两千字的论文，内容涵盖设计师擅长的细节处理方式、本季的设计主题、与之前设计主题的内在联系、走秀时哪个模特穿了哪件设计、当时台下有哪些名人光顾、这个牌子的消费者里有哪些国际名流以及本地名人……”（《名牌至上：亚洲奢侈品狂热解密》）—却在不久前，一位山西煤老板在香港LV专卖店里对店员不耐烦地说：“我再强调一遍，我不要什么路易•威登，我要的是LV！L-V-！你听不懂吗？” 

不止是集体赤贫后的个别暴富，文化上传统的断裂和此时此刻无与伦比的功利庸俗，才更是成就当今中国奢侈品消费奇景的根本之力。在西方奢侈品经营传统里，将其顾客归纳为将高尚的社会地位、巨大的财富和高雅的生活方式，这三位归为一体之人。在中国，几乎没几个买家能够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他们或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富二和小三，或是按理不该拥有巨大财富—就算拥有巨大财富也不该当众显摆的官员—且哪怕某人名利双全，也多数没什么高雅的生活方式可言。 

不失偏激地说：奢侈品在中国不再是什么生活方式，而成为一种矫揉造作、咄咄逼人的生存姿态，虚荣的载体,富裕阶级对自我身份的粗暴证明，进而升华为某种此地无银式的，对真正意义上的上流社会的背离。香奈儿的香水，蒂凡尼的戒指……这些本是世上最为优雅之物,忽然变得无比粗俗。那位攒了一年钱来买LV包的制伞女工希望借此向这个世界展示和证明的东西或许仅是个人的存在而已,而这种存在感,在文化发达、政治昌明的时代里,也许只需借一首诗即可。 

除了昂贵和高品质之外，在对奢侈品的标准释义里，还有“非必需”这一必要素质。我不由想问：在人民持续饿死的1964年爆掉的那颗造价N亿的原子弹是必需品吗？在坐满儿童的超载小车如蛋壳一般被压碎在马路上时，发射出去的那颗造价N亿的神舟八号是必需品吗？这个问题可以启发我们更深地去理解当今中国的奢侈品盛宴，确实，在祖国母亲都在疯狂追捧奢侈品时，她的儿女们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