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公民，再做儒者——一位台湾教授的“公民儒学”与社会实践

（向春/图）

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公民儒学”是我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在公民社会年代继续发展的儒学。时代变化了，儒学也要与时俱进。可以简单地把“公民”和“君子”两个概念做对比。儒家强调成为“君子”，而我讲，现代社会必须先成为“公民”然后再谈成为“君子”。什么叫“公民”？从伦理角度讲，最基本的你应该先做到，你想着权利时，应该记着义务，先做好公民，再谈君子修养，才是真君子。在公民社会的年代，“君子”应有新诠释，但公民是最基本的。

台湾有个事情做得不错，就是“统一发票”。买什么东西都要求给发票，起码要有收据，才不能逃税。这是新的公民概念。我捐款一定要收据，并不是计较，而是功德，捐款有了发票，款价就清清楚楚。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公民意识”。

当代社会培育“公民意识”非常重要

来深圳，我看到有个标语非常好，叫做“有红灯的约束，才有绿灯的自由”，很有“公民意识”。谈“公民儒学”，最重要的就是“公民”放在儒学前面谈。君子儒学强调内在的自我完善，公民也并不是不注重内在自我完善，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要放在社会场域，放在天地里面。道家说，天地有道，人间就有德了，天地无道，人间就很难有德。社会整个公民意识够了，公民自然而然就会做好。

比如，各位坐在这里，很守秩序，不需要人管理。因为整个场域的设计，你来到这里后就有舒适感。不需要内在自我反省该当如何。

从广州坐火车过来，跟我20年前坐火车的经验完全不一样，国民素质明显提高了。火车上大家彬彬有礼，有人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旁边人会热心帮忙。这很清楚地印证了一句俗话，叫“习与性成”。国民性可高尚也可低劣，公民意识有个慢慢提升的过程。公民意识提升后，各种制度、各种结构的综合作用下，人也会发生变化。

深圳闯红灯的人很少，我问，闯一次红灯罚多少钱？500元。现在酒醉驾车的也很少有了。为什么？因为必须关起来，很厉害。严法酷刑就好吗？不完全是，法律是限制和约束，但光限制不行。在“法”之前就是“规范”，这个规范叫“礼”，“礼”再往前就是一种法则，叫“义”，“义”再往前有一种真实的关怀叫做“仁”，“仁”再往前就是“德”，“德”就是本性，再往前，就是“道”了。这就叫有道、有德、有仁、有义、有礼、有法。“道”为“根源”，“德”为“本性”、“仁”为“感通”（意即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义”为“法则”、“礼”为“规范”、“法”为“限制”、“刑”就是“强迫”。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辛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告别了“帝皇专制”，进到了“民主宪政”的年代。毕竟过了100年，我们正朝民主宪政的大路上继续前进，而民主宪政必须要有非常丰厚的公民社会做底子。

不是大多数人决定就叫民主，民主是有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提出理念，经由文化教养的历程，让人们了解到这个理念是什么。把理念拿出来，看大多数老百姓是否同意这个理念。如果没有经过民主文化的教养历程就谈民主，多数决就容易变成民粹。

民主除了服从多数，还要尊重少数。儒学有非常可贵的东西，把它放在公民社会里实践，我认为非常好。在帝皇专制的年代，在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年代，在一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年代，儒学会隐含一些问题。在21世纪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