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专访《邓小平》作者傅高义
邓小平不是反对政治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题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演讲里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怕中国乱，所以他主张先有安定，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慢慢搞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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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第二次南巡的第一站湖北武汉，他在武昌火车站站台上与前来迎接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人谈了20 分钟，中心思想有两点：你们要多做少说；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 （侯根水/CFP/图）
邓小平不是反对政治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题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演讲里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邓小平怕中国乱，所以他主张先有安定，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慢慢搞政治改革。
——傅高义
“我不同意说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他的贡献在于他成功控制了开放的进程。”2012年1月18日，傅高义在完成了900页的《邓小平》后，来到1963年他最初踏上的中国土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
2012年3月，傅高义花了10年时间写作的《邓小平》（《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Lionel Gelber Prize），该奖授予最佳英语外国事务非虚构著作。关于中国事务的著作还有基辛格的《论中国》入围，但未能获奖。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他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退休那年夏天，傅高义希望能“做一些能有所贡献并能延续的事”。
傅高义1979年出版的《日本第一》，被认为有助于美国商界和政界对1980年代的“日本崛起”有所准备。在他看来，现在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
“写中国我觉得不需要像《日本第一》那样的书名，把中国专门列为第一号的标题，因为人们都了解中国非常重要。”傅高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为研究今天的中国，“没有什么比研究邓小平更重要的了”。
“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傅高义说，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一生，可以揭示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
在写《邓小平》之前，傅高义出版过关于中国广东的两本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和《先行一步》。对于广东和中国，傅高义有着自己的积累。比起前两本写中国的书，写作《邓小平》的难度显然更高。
2011年9月《邓小平》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获得热烈的评论。《纽约时报》评论说：“它已被誉为纪念碑式的邓小平传记，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但却崎岖的经济改革之路进行了最为全面的回顾。”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说：“尽管其中许多信息未必是新的，但这是我们首次看到它们全都汇集在一本书中，并以学者的角度加以客观分析。”
书名翻译成《邓小平时代》的中文繁体版即将于2012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81岁的傅高义在哈佛家中，用汉语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采访。
邓小平（右一）一家和刘伯承（左二）一家。两人一起抗战，一起 打国民党，配合紧密，“刘邓”成了一个固定的称呼。刘伯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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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方亚
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书，它的重点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两大理论发现和理论基石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批判的武器不能当成建设的工具。我们现在的“国家”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国家”。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为批判提供工具，所以重点寻找批判的依据，“客观”的支持。而建设更需要“主观”努力和能力，更多需要发挥主观的理性和工具。当我们仔细思考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解错了。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都弄错了。——评高中思想政治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