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斯·德瓦尔 在黑猩猩中研究人性

弗朗斯·德瓦尔发现，黑猩猩内部也有政治，而道德则是进化的产物，“人类只不过比我们多毛的亲戚做得好而已，人类与猿类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弗朗斯·德瓦尔

荷兰著名心理学家、动物学家和生态学家，2007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当今世界具有巨大影响的百位世界文化名人，以及目前在世的全球最伟大的十几位科学家之一。主要著作：《黑猩猩的政治》、《类人猿与寿司大师》、《灵长类动物如何谋求和平》以及《人类的猿性》等。

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报告被安排到年会的最后一天，早上8点半开始——这可以被解释为不重要，也可以被解释为压轴。不过，那天一大早就来了很多人，主持人介绍说，德瓦尔写过一本书，名叫《黑猩猩的政治》，那本书列入了美国国会新议员的政治入门书单，讲的是黑猩猩里的权力结构，那些尔虞我诈与争权夺利，策略、联合、特权与交易，以及仲裁和集体领导，“听上去跟华盛顿一模一样……”大礼堂里笑成一片。

把政治家与黑猩猩并列——即使对动物和行为学不感兴趣的人，也免不了要喜欢这个调调——虽然也有人指出，这一提法贬低了黑猩猩们。

拜那本书的名声所赐，广大听众对德瓦尔究竟是个怎样的学者也同样有疑惑。他是个研究猩猩的动物学家，这也许没错，但他研究动物的哪个方面？人们称他为动物社会学家，说他在研究动物的政治学。但美国埃默里大学聘用了他，不是动物学系，也不是社会学系，而是心理系。

政治的起源比人类更早

出生于荷兰的德瓦尔从小就跟动物很亲近，他爷爷在当地开着一家宠物商店，他最喜欢跑去看老鼠下崽。1975年，喜欢看灵长类打架的灵长类行为学博士德瓦尔在荷兰的阿纳姆动物园展开了一个长达6年的研究计划。

那是一个位于荷兰东部的小城，那家动物园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户外黑猩猩群落圈养区”。游客想近距离看黑猩猩，需要登上瞭望塔，还要隔着坚固的玻璃，因为黑猩猩们会向旁观者扔石头。圈养区内树木茂密，有护河和高墙环绕，然而，有一天，还是有黑猩猩把树枝架在4米高的墙上，上演了一出胜利大逃亡。

在那里，德瓦尔可以拿望远镜尽情地观察黑猩猩们打架，不过，让他觉得荒谬的是：对动物园里的黑猩猩，我们必须保持比野生黑猩猩更远的距离，因为“动物园的黑猩猩太清楚他们在力量上的优势”，而“野生的黑猩猩则不清楚他们的力量比人类大”。

6年间，德瓦尔认清了每一个黑猩猩的脸和声音。他还辨清了黑猩猩的秩序和维持这些秩序的行为，“煽动”以及“恭顺的问候”。前者是黑猩猩们要结盟时候的动作，后者是下级黑猩猩对它的上级做出一连串迅速的鞠躬动作，被问候的黑猩猩的回应则是把身体伸展得更高并将毛发竖起来——这样，两只黑猩猩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大与小的对比，即使他们的体型实际上是一样大的。德瓦尔甚至完整地观察了黑猩猩群落的一次权力更迭，那是一场漫长的政治斗争，大约持续了两年。

1991年9月17日，德瓦尔在美国亚特兰大的耶基斯地方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研究猩猩

从1976年夏天开始，部落里的一只青年黑猩猩鲁伊特长大了，开始挑战老首领耶罗恩，经历了5场较大规模的战斗。

那年冬天，鲁伊特差不多取得了替代耶罗恩的一号头领地位。不过，在那场战斗中，另一个更年轻而且精力充沛的黑猩猩尼基也崭露头角——在鲁伊特取得一号头领位置的同时，尼基取得了二号头领的位置。在尼基之下，是老首领耶罗恩。

当然，老首领并没有就此罢休，在三号的位置上，他与二号的尼基组成了坚固的联盟。到1978年春天，老首领与尼基一起发动了反对鲁伊特的运动，取得了胜利。

虽然3只参与争权夺利的黑猩猩到最后都好好活着，但这仍不失为一个与人类政治家非常相像的事例。德瓦尔认为，尼基最终占据了名义上的头领的位置，然而，成年雌性黑猩猩们很难听从这个年轻人的指挥，而通过雌黑猩猩的支持，富有经验又极为狡猾的老首领耶罗恩几乎将尼基置于自己的股掌之间。通过把一个小青年推到前台，老首领几乎重新获得了过去的所有权威。

那实在是个充满隐喻的故事，即使经过了三十多年，讲座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有记者忍不住问：你觉得哪个政治家像黑猩猩尼基和耶罗恩，你觉得现在的总统像你书里的哪只黑猩猩？德瓦尔无奈地叹了口气，解释道：“我主要是研究猴子的，对人还没什么研究。”

政治的起源比人类自身还要古老，德瓦尔觉得，这也不是坏事儿——“能察觉出欺骗性的谋略，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妥协，搞好有助于一个‘人’的事业发展的社会关系”，这是对单个人和社会都有利的行为。

事实上，德瓦尔不认为自己的研究“似乎让人类的动机变得更具动物性”，他认为，“黑猩猩中的权力政治并不仅仅是‘坏的’或‘脏的’，它们给阿纳姆黑猩猩群体的生活带来了逻辑上的一致性，甚至带来了一个民主的结构”——那场权力更迭的结果，由3只黑猩猩组成的首领团进行“集体领导”，而成年雄黑猩猩在群体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体战斗能力，也取决于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首领们都是天生的政治家。德瓦尔说：“黑猩猩的政治也是建设性的，对于被看作政治动物，人类应该视为一种荣耀。”

人类与猿类没有根本区别

在阿纳姆动物园，德瓦尔曾被拉去给游客们讲黑猩猩的习性，他发现，那些学术界很热门的话题却让游客们打瞌睡。人们想知道的不仅是猩猩的分类、栖息地的知识，他们想知道“黑猩猩的感情故事、面部表情的意义，以及它们的社会关系”。观察到阿纳姆黑猩猩群中的政治动荡后，德瓦尔决心把这个故事写出来。1982年，他写出了《黑猩猩的政治》。

这本书挑战了当时动物学研究的禁忌——动物不可能拥有人类的理智与情感。不过还好，当时已经有了唐纳德•格里芬和珍•古道尔，“时机已经成熟了，如果我是10年前写的这本书，估计就被绑到火刑架上烧死了。”

今天，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与《黑猩猩的政治》中1980年的照片相比，德瓦尔变了不少，人变温和了，头发剪短、变白了，连鼻梁都仿佛低了一寸，不过据说，黑猩猩们还是能认出他。他大约每年去荷兰看望那些黑猩猩一次，每次去的时候，年纪最大的黑猩猩“大妈妈”都要拖着她患有关节炎的老骨头去河边欢迎他，还要用伴着喘气的咕噜声对他表示问候。

那些多毛的亲戚跟我们的主要区别究竟在哪里？这已经变成生物学家们头疼的问题。

在德瓦尔之前，人们曾将自己放在一个特别受尊敬的位置上，然后去寻找我们与猿类之间黑白分明的差异。“人类有艺术才能，而猿类没有；人类是工具的制造者，而猿类不是；人类拥有语言，而猿类没有；人类拥有政治，而猿类没有。”

到了1950年代，人们发现，黑猩猩拥有审美表达能力的萌芽——它们有艺术才能；1960年代，珍•古道尔发现一只黑猩猩把细树枝伸入白蚁穴，吸引白蚁食用——它们会利用工具；1970年代，有人教会了黑猩猩打简单的手语——它们会使用语言；1980年代，德瓦尔发现，黑猩猩内部也有政治——“人类只不过比我们多毛的亲戚做得好得多而已，人类与猿类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当我跑去问德瓦尔，“作为人类的一员，你这样分析黑猩猩，不怕贬低了人类吗？”德瓦尔笑了笑：“我不考虑那些。”

很多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德瓦尔曾透露过自己写《黑猩猩的政治》时的心态，“我那时候年轻，没有工作，没有名气，什么都没有，”他说，“出我的书，让那些人说去吧。”那本书出版时，他32岁，后来的30年中，他又写过8本书，没有一本受欢迎程度超过那本。

同行评论他说：德瓦尔是第一个把动物当成有意识和情感的生物，而不仅仅是当作一台会学习的机器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他打破了科学的禁忌。

人之初，性本善

在威斯康星的一个灵长类研究所工作了10年，德瓦尔开始想念另一种灵长类——学生，他来到了埃默里大学，教书以及指导学生从事研究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方法也从跑到猩猩群里观察，变成了拉黑猩猩们来做心理学实验。

在埃默里大学那个著名的心理系，德瓦尔开始尝试，通过研究黑猩猩“更深入地了解人性的本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把道德从哲学家和神学家手里夺回来，让它变成一个生物学议题，这是生物学家早就想做的。最开始是威尔逊，在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中，威尔逊建议道：“是时候把伦理学暂时从哲学家手里拿走并进行生物化了。”

除了德瓦尔，进化生物学家一直在尝试研究大脑和道德，他们认为：大脑利用由遗传形成的机制来获取道德准则，道德的普遍法则与学习语言的神经机制相似。而德瓦尔则是从黑猩猩们的战争入手，研究黑猩猩群体中道德的产生。

他的第一个突破口是“安慰”行为——在研究黑猩猩群体中的政治时，他曾多次注意到，“战争”结束后，其它黑猩猩会安慰失败者。对此，他的初步结论是：要安慰他人，需要了解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也就是具有“移情能力”（empathy）。后来，德瓦尔又注意到动物中的利他行为——当考虑到通过拉动一条链子得到食物会让同伴遭电击，恒河猴宁肯让自己饿好几天。

“这应该是人类道德的开始。”德瓦尔认为，人类的道德源于关注他人和对社会规则的理解，而灵长类动物在这类较低水平上的表现，应该就是人类道德的源头了。

黑猩猩们可以感同身受，它们有严格的社会规范——它们很小就被强令学习，偶尔做错了，会被咬掉一个手指或脚趾以示惩罚；有“互惠”和“公平”的意识，能记得那些施恩的“好人”和作恶的“坏蛋”。而这几样加起来，便足以构成一个和谐美好的黑猩猩社会了。

于是，德瓦尔说“道德不需要宗教”，这是他的TED讲座题目。

神学家说，“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宇宙没有规则，那么谁来定义错与对？没有人主宰，也就没有不道德这一说了”，但德瓦尔认为，他们错了，道德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东西，“它是进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