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立在书堆里“沙中淘金”

一个１７岁的河北农民，在北京的废品回收站里发现了旧书生意。１８年过去，这个潘家园最早的旧书商在京城的旧纸堆里掘到了可观的财富。

　　最近的一个周六，凌晨。杜国立早早起来，坐上那辆黑色的伊兰特轿车，向北京东三环边上的潘家园开去。车上还坐着他１０岁的儿子杜辉。
　　每到周末，大约从早上４点半开始，潘家园这个中国最大的旧货市场就变得热闹起来。杜国立是这个市场的历史上最早摆摊卖旧书的人。他今年３５岁，一张国字脸，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一条灰色休闲裤，在人群中并不打眼。但他一踏进市场，就变得像个大人物，他的十几个亲戚朋友都在这里摆摊卖旧书，全是他领进来的。
　　他是河北承德人，１７岁那年初中毕业后被舅舅领到北京。那是１９８９年，他的那些早到这座城市的亲戚们大多在建筑工地上忙乎。第二年，北京政府专门以整顿城市经济为名将大批农民工清理出去。但像杜国立这样的外乡人还是一次次卷土重来。他们水银泄地似的渗入这座城市，各寻生路。
　　杜国立的生路来自废品回收站。他１９９１年再次来北京时，身无分文，与其他三个人合租一间平房，月租４０元。一开始，他在广安门车站卖旧杂志，先从废品收购站以８毛钱一斤的价格成批买下，然后到车站以１元一本的价格出售，最多一天也能挣上一百多元。在他印象中，最好卖的是一本名叫《大千世界》的杂志。
　　他后来在废品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捆捆的线装书。他以９毛钱一斤的价格买下，装满了一辆三轮车，凌晨两三点钟拉到潘家园，拿张报纸铺在地上就卖，价格陡然翻了十几倍。
　　他的旧书生意从此越做越大。直到现在，他已拥有了奥运村附近的两套房和一辆轿车，还有仓库里数十吨价值不菲的旧书。他在清华大学附近开了一家旧书店，同时开设了一家网上书店。但他还是更喜欢去潘家园摆地摊。

宝贝丢得满地都是
　　凌晨４点半，潘家园旧书市场刚刚开门。杜国立好不容易在门口找到了停车位，此时天依然漆黑一片。
　　旧书市场是位于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最南边，没有任何照明设备，买卖双方都打着手电筒查看货品及交易，黑暗中灯光点点，俗称“鬼市”。
　　杜国立也随身带有一个红色的小手电，每次看货的时候，手电都贴在耳边。在他的周围，充斥着车轱辘声、小贩的吆喝声，还有一捆一捆的书被扔在地上发出的闷声。
　　旧书区有三百多个摊位，分三排摆开，中间是顾客行走的通道。杜在其中拥有两个摊位，每年的租金是５０００元，在他的隔壁，是他妻子的侄子的旧书摊，不远处，还有十几个摊位是属于他的亲戚。
　　杜是家里三兄弟的老大，两个弟弟也都被他领进北京从事旧书生意。“他们都是自己卖自己的，但有时也‘串货’。” 杜国立说。“串货”的意思是互相帮忙买卖对方的货。
　　刚到市场的杜国立并不急于开门迎客，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市场上各个摊位收货。他点着一根紫云牌香烟，边走边看。突然眼睛一亮，他把没抽到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脚狠劲踩灭，便一头扎入书堆里。
　　杜国立看中了一个席地而坐的红衣服青年的一叠书，其中有一叠是打包出售的民国书籍。对方出价２００元，杀价后以１８０元成交，成交后，杜国立将书随手向后一抛，落入儿子的怀中，父子继续前行。
　　在下一个摊位，杜国立习惯性地坐在一捆书上，翻看着一本乐谱，红色的小手电筒紧贴脸颊，他审视着乐谱的每一个细节。看了半天，他站起来失望地说：“唉，没戏！”
　　和现在相比，杜国立的“美好时光”都在过去。１９９０年代初期，潘家园还没有今天的规模，当地的一些下岗居民，在现址西南马路边的坡上摆摊，把家里的旧家具、旧电器等旧货拿来卖。当时摊主大多是自行车来，自行车去，面前摆一块布，布上摆着破收音机、破钟表之类，卖旧书的就杜国立一人。
　　１９９２年，他花了五十多元从废品收购站买了装满一辆三轮车的书，还外加一大口袋小人书，封皮全是用牛皮纸包好的那种。他拉到潘家园卖给一个同行，挣了１８００元，这个同行又转手卖出去，挣了四千多元。
　　“那时候我两点多就得起来，拉一车书还得拉着女朋友，到市场最少得一个半小时，干劲儿多大啊。”他说。
　　杜国立后来买了一辆摩托车，每天都到北京城各个废品收购站溜达。他的秘诀是请收废品的小贩吃饭，这样他们就能提前知道什么地方在出售旧书刊。尤其是政府部门处理的废品，常常有意外之惊喜。

慧眼识金
　　早上５点１５分，天开始泛亮，光顾旧书区的人越来越多。杜国立也有了一些收获：一包民国书籍、一本县志。他还看到一套《遏云阅曲谱》，共八册，１９８０年代出版，品相很好，卖者要价８００元，杜拿在手上把玩很久，还价３００元未遂，悻悻离开。
　　“买东西的时候，我会考虑到再卖出去升值空间有多大。”他说。
　　在淘货途中，他碰到一个熟人，此人花了２２００元买了一本名为《中国》的彩色铜版图片集，１９５９年出版。因为印量极少，所以贵。两人恰好一起来到另一铺位，也有这本《中国》，便询价，为１５００元，还可还价，杜大笑说那位熟人上当了。
　　杜国立现在俨然是个慧眼识金的行家。但在他刚入行的时候，可犯过不少被人“捡漏”的错误。“捡漏”是收藏界的行话，意思是以低的价格得到了价值惊人的好东西。
　　他的第一桶金是意外地收购了一批字画，三十多张，也以按斤从废品收购站买进的，都是刘炳森、启功、孙墨佛等人的作品。第二天，他带着妻子在琉璃厂四处兜售，最后卖给了荣宝斋，咬咬牙开了５０００元的天价，人家想都没想，全收了。现在这些字画少说也有几百万元了。但５０００元对于当时的杜国立可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两口子兴奋得直哆嗦，决定庆祝一下，两人买了几斤肉饼当晚餐，花了几元钱，余下的钱都存了起来。
　　还有一次，某国家机关搬家，要处理成吨的旧资料、书籍。所有的旧资料都以２元一斤的价格出售。收购者首先在里面淘有时任国务院领导人批示的材料，淘出后在市场上出售，批示字少的卖２００元，字多的卖２０００多元。
    杜国立得知消息后也加入其中，他无意间发现一幅长达２米多的巨幅山水画，这画和其他的旧地图、资料混在一起，无人问津。杜看画得很有气势，就２元一斤买回来，第二天送到琉璃厂卖，被人以一万元的价格买走。后来一查资料，原来那幅画是关松房等几位著名书画家在１９５０年代的联合之作，留到现在也价值几百万元了。
　　“这样的捡漏故事当时在业内每天都会发生。”他说。被别人捡了几次漏之后，杜国立不得不恶补起目录学、版本学、人名大辞典的知识，更多的时候是与行家聊天。在１９９０年代末拍卖业兴起之后，他开始关注起拍卖图录及拍卖物品的信息。
　　几年前，在新文学类旧书还未在市场火起来的时候，杜就开始收藏此类书籍。他下意识地觉得，线装古书已难见踪影，而民国旧书也将越来越少。至今，他仅新文学类旧书就有几千册，大都几元钱一本购得，而此类书现在的市场价格是２００元到上万元一本，未来将有巨大的升值空间。
　　但市场上的好货却越来越少。废品收购站已经不再是货源的主要渠道，因为在此之前，能入眼的货物都已经被收购走了。杜现在只能从二级渠道商人那里拿货，从他们在民间收购来的旧书中去挑选。因此，每周六开市的潘家园旧书市场和周四的报国寺旧货市场都是他不会错过的收货机会。

好时光不再
　　杜国立继续在市场中游荡着，熟悉的人都叫他小杜。每到一个摊位前，他都会问摊主：有老东西吗？如果有，一般都是装在一个小袋子里，杜便上前细看。
　　逛过两遍书市后，他的两个书摊终于排开迎客。他的摊子只出售年代比较久远的旧书，拒绝做新书和特价书的生意。虽然后者出货量大，可能带来更多的利润，但杜始终认为“旧书更有意思”。
　　他的摊子上都是古版本书籍，要价较高，因此很少有人光顾。半个小时后，杜国立便在自己的摊子上打起瞌睡来。
　　他对这一行的前景表示悲观，不仅是好东西越来越少，那些有“恋旧癖”的好主顾也越来越稀罕。他曾经有一个熟悉的买主，是一个锅炉工，但痴迷于书画，几十年来收藏的旧书画总价值不下千万元，从不出售一件。为了欣赏一件旧书画，他可以彻夜不睡。有时卖主外出，他就买一箱啤酒，坐在人家的家门口，边喝边等卖主归来。
　　“现在买货的人都是我们这样的人，真正的收藏家很少。”他说。
　　市场上好货少了，假货倒越来越多。造假者一般从琉璃厂买回新书，最早的时候用酱油，后来用化学原料，把书放在锅里涮，涮成烟熏的样子，最后变成黄色或者米黄色，让购买者以为是旧版书。杜认为制假的旧书识别比较容易，但是他却在画上栽过一回。
　　一次他看中了一幅齐白石的《紫藤》，用纸、印章都是１９５０年代的，花了三万五买下。他再出手卖，却没人肯买，生生砸到手里了。他这才明白，这是一幅同年代的高仿画。
　　“这个行业未来养不了家。”杜国立虽然仍在这个行当里做种种努力——前年开设了网上书店，去年又在清华大学西门开了一家合众书局，但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再走这条路。而他自己并没有想好以后做什么，在不淘书的时候，他整日坐在家里电脑前打网络游戏。
　　他刚刚把儿子从暑假的培训班接回来，这个培训班的价格让他感觉很贵。“９０元一小时，够贵的。“他后来又补了一句：“不过，还有１５０元一小时的。”
　　１０岁的儿子杜辉整日耳濡目染，倒是对这行有浓厚的兴趣。他拿起一个新盘子，问父亲：你说这个碟子能卖５０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