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等待

【狱中杂记】 

如果你问我，比“恐怖降临”更恐怖的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你，是“等待恐怖降临”的过程。

对此，我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们经常把进监狱说成是“下地狱”，可是，在我的体验中，真正的地狱是进监狱前那一个月的日子。

1974年12月2日，是我30周岁的生日。那天，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事，都是一起经过农场劳动、下乡插队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又在长葛县城一个叫做“五七专科学校”的新建学校里当教师，共七八个人，到我家聚会。买了几斤肉，拎来两瓶酒，个个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面红耳赤。一开始，谈话还有个主题，回忆农村生活，分析政治形势，展望将来的出路，后来，就变成了插科打诨说笑话，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狂呼乱叫。最后，看到夜已深了，才摇摇晃晃地散伙了。这个生日过得热闹而又轻松快活。但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是那段快乐生活的终结日。

（何籽/图）

过了两天，当我带着欢乐聚会的余兴到学校去上班时，突然发现周围的气氛变得诡异而神秘了。遇到的每个人，不是调头转弯分路而去，就是低头快步匆匆而过，平时最好的朋友见面也只是微微点头，然后把眼神转向别处。这是怎么了？真是见鬼了。

在厕所里遇到了北京大学毕业的校友翟发祥，他左盼右顾之后才和我说了话。“一句话也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他面目严峻，声音低沉，说完转身离去。

整整一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人来访，没有声音，死一样沉寂。这真是反常，平时我这里总是全校最热闹的地方。外面的校园里也是一片寂静，听不到人声，只有呼啸的北风在屋檐上发出凄厉的鬼叫。

下班的时间到了，我走出校门，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终于，有一辆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在我身边停下，是物理教师张凤岐。他匆忙地递给我一张小纸条，然后一句话不说，径直走了。

纸条上写着：“晚八点整在化肥厂后的铁路旁见。”

冬季的晚八点，天已经黑透了。化肥厂后的铁路边没有路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正在摸索着，忽然听到脚步声。有两个用帽子和围巾包裹得看不清面目的人走近了，一说话才知道，是张凤岐和数学教师任其亮。

他们带来的消息让我震惊：我的三个同事，数学教师张某，语文教师冯某和生物教师陈某，联名写了封举报信，检举了我的大量“反革命言论”。据说，举报信直送一位中央领导手中，现在，一个由省地县三级公安和宣传部门的几十个人组成的庞大专案组已经进驻长葛。这几天正在日夜不停地传讯我周围的人，他们俩已经分别被传讯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当时被传讯过的多达几百人。我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认识的人几乎无一漏网。

传讯中提到哪些问题，这是我所关心的。他们说，到底有多少问题还不知道，但从已经提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