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20）

显微术（六）

摘要：科学革命的发端几乎与行星运动和血液循环研究在同步前进。洛克所发明的显微镜将截至那时我们无法看见的微小物质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进而将科学的发展扩展到了新的领域。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费尽曲折的漫长之旅，它发端于基督教政教应分开的信条。“那么，把恺撒的东西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马太福音》22:2I）。这种信条与《古兰经》中的指令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后者坚持真主的法令与先知所得的启示不可分割，任何权力结构都与伊斯兰教结合在一起。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与罗马帝国“地上之城”相对）概述了世俗和信仰之间的差别，正是这种区分使欧洲的统治者接二连三地抵制罗马教皇的政治统治资格；确切地说，在格雷戈里七世重新宣布由教皇神甫授职（任命权）前，使罗马教宗面临着成为傀儡威胁的，正是世俗政府。

1500年前欧洲是个伤心谷，但并不是无知、愚昧不堪的。很多古典智慧都在文艺复兴时被发现，往往是得益于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当时也有许多重要的创新活动。12世纪，复调音乐已产生，这是西方音乐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突破。13世纪时，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首次提出实验方式至关重要，罗杰·培根随后也支持这种方法。大约在1413年，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在绘画中发明了直线透视法。第一部真正的小说是佚名作者的《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1500年）。而比文艺复兴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成就在于，1517年的宗教改革及西方基督教随后的四分五裂。从很大程度上说，这要归功于印刷机所发挥的革命性作用，可以肯定，印刷机是工业革命前意义最重大的一项技术创新。

我们已经了解，中国发明了活字印刷的方法。但是，古登堡所发明的可移动的金属活字比中国人的发明更灵活、更易调整。他曾说过：“凸模和活字之间那种不可思议的协调、匀称与和谐”，使我们极快地印出宣传册和书籍成为可能。这种技术的功能太强大了，所以没有谁能垄断得了（古登堡或许希望可以垄断这项技术）。在他首先于美因茨发明这种技术后，不出几年的时间，该技术仿造者就创设了印刷厂，其中以英国做得最为成功。其他创设印刷厂的地方分别为：科隆（1464年），巴塞尔（1466年），罗马（1467年），威尼斯（1469年），纽伦堡、乌德勒支和巴黎（1470年），弗洛伦撒、米兰和那不勒斯（1471年），奥格斯堡（1472年），布达佩斯、里昂和瓦伦西亚（1473年），克拉科夫和布鲁日（1475年），伦敦（1480年），安特卫普和莱比锡（1481年），欧登塞（1482年）和斯德哥尔摩（1483年）。截至1500年，仅在德国就有200多家印刷厂。1518年，在德国出版的作品总数为150部，1519年升至260部，1520年升至570部，到1524年已达990部。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社

因为出版业务之火暴而受益最大的人，非马丁·路德莫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发现了用本土语言而非拉丁语写作所具有的潜力。起初他较为谨慎地为相关版本的《日耳曼神学》（The ologia Deutsch）和《七首忏悔诗篇》（Seven Penitential Psalms）撰写了序言，随后不久，他与维腾堡的印刷人约翰·格鲁嫩贝格一道印发了批评罗马天主教堂某些做法的宗教宣传册，其数量之多，充斥整个德国市场。路德最为知名的抨击（即向罗马天主教堂销售赎罪符开火的《九十五条宣言》）起初并不是以出版物的形式，而是张贴在维腾堡城堡教堂的门上。但没过多久，这些宣言的多种手稿便作为印刷物出现了。路德传达的要点是“只是信，不是行为，才使人称义，使人自由，使人得救”；所有人都“永远是牧师……都应出现在上帝前，为他们祈祷，并与其他牧师互相教授有关上帝的事务”。这种所有信徒均是自修的神甫的观念本身是很极端的。但正是印刷机赋予其生命力，与早先扬·胡斯挑战罗马教皇权力，因而与其他所有异端被无情地镇压的情形是不同的。没过几年时间，路德的宣传册散布于德国全境，尽管1521年的沃木斯会议命令烧毁所有宣传册。在1517年3月至1520年夏天，路德写了30部布道书和其他书籍，其印刷版次高达370次。如果一个版次的平均印数为1000册，那么从最后一个版次的时期计算，发行流通的总册数则超过30万。在1521年至1545年间，仅路德一人执笔的印刷物就占了所有支持宗教改革的出版物的一半。

因为强调个人阅读经典著作并“相互宣讲”，所以这种新的媒介确实担负着宣传宗教改革的使命。然而，与导致西方支配地位的其他众多因素相同的是，商业竞争也扮演了相应的角色。路德自己曾为此抱怨，他的出版人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在“公众群体和利润之间，更关心的是后者”。事实上，印刷机所带来的经济益处影响着整个社会。在16世纪的发展中，相比那些没有印刷设备的城镇，利用印刷技术的城镇发展要快得多。

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借印刷设备传播的不只是路德教义。1526年，丁道尔所翻译的《新约》首次在英国印刷出版，这就使识字的非宗教人士也可以自己阅读《圣经》了。宗教保守人士可能会谴责那“堕落之源”——印刷机，并深切地怀念“所有知识均以手稿形式存在，而且由很少一些官员……保管着图书馆钥匙的美好时代”。但这种时代已一去不返了。亨利八世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迅速认识到，即使曾经反对宗教改革的那些人也无计可施，唯有加入印刷领域的竞争。限制加尔文教徒的《日内瓦圣经》在全苏格兰和英格兰传播的唯一手段是，国王詹姆士六世和一世着手启动另一个“钦定”版，这是《圣经》正式英文版的第三次也是最为成功的尝试。同样被印刷机解禁并传播的则是古代哲学家的作品，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他写的《论灵魂》的现代翻译本于1509年出版，此外还包括那些支持宗教改革的人文主义者，如尼古拉斯·马沙尔克和乔治·希巴特斯。在1500年前，已有1000多本科技和数学论著的印刷本出现，其中包括于1417年再版的《物理性》，色勒俗编著的《医学百科全书》，这是一本罗马人汇编的希腊医学全书，还有拉丁文版的阿基米德作品。诸如《特雷维索算术》（1478年）和卢卡·帕乔利所著的《算术、几何、比和比例概要》（1494年）这类出版物相继出现，所以说，意大利印刷人在传播推动商业发展的代数学和会计方法领域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

或许最值得关注的是，在与反教皇传单和反土耳其传单一样铺天盖地的德国所处的时期，《古兰经》被译成了拉丁文，并由印刷人约翰内斯·奥普林内斯在巴塞尔出版了。1542年，巴塞尔市议会禁止了该翻译版，并没收了所有可得的拉丁文翻译本，此时，路德站在奥普林内斯这边。

1543年，《古兰经》的三个版本又适时出版了，7年后又出来了一个版本。紧随宗教改革之后，欧洲人的思想放开了，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