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香港危机
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突破地产财阀的合围，靠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崛起实现可持续的经济转型，是解决香港诸多问题的出路所在。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香港必须坚守的，便是这座东方之珠得以安身立命的——法治。
责任编辑：戴志勇
（向春/图）
说起香港人的特质，很多人都会用到“务实”这个词。确实，长期以来，香港人在政治方面都不爱搞宏大叙事，务实和理性的风格甚至使他们对政治和群体表达相对 冷漠。这一点，从香港的报摊就可以看出来：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一本像样的时政杂志，娱乐八卦周刊毫无疑问才是杂志的中坚。香港人几十年来习惯了专注于自己的 工作与家庭，激烈的群体表达似乎与香港人无缘。大学教授们，也都倾向于做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意见领袖。
但情况在这些年显然已经发生变化，香港似乎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这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我们只有了解香港今天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困境，才能明白为何“This city is dying（这城市快死掉了）”，会在过去一年成为城中热话。
香港经济模式的困境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发表报告指出，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最悬殊的城市。
香港是一个税基狭窄的外向型经济体，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利得税、薪俸税、地价收入和投资收益。现今的香港政府，与物业相关的税收亦接近两成，其比例远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在1996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政府卖地和投资收益共占政府总收入的39.6%；在过去两年，政府的卖地收入更是分别超过了600亿和800亿港元，以政府年度总收入为两千多亿计算，约占三成。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土地和房地产财政既缺乏稳定性，更存在结构性问题。但与此同时，政府的大部分支出都用于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主要是新移民的涌入）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部分支出的比重只会进一步增大。更加吊诡的是，高地价政策给普通市民造成了沉重负担，而政府又不得不倚赖卖地收入来“派糖”平息民众的怨气，这变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尽管目前香港仍能以卖地保证库房盈余，其公共财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
香港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前任特首董建华时期以来，政府不再安于“积极不干预”的角色，不断尝试主导经济转型，发展新产业，但“八万五”的房屋政策导致楼价暴跌，代表高科技经济的“数码港”最终沦为地产项目。在经历了连续的赤字预算案和SARS的打击之后，政府终于决定接受“背靠祖国”的定位，开始大力发展与内地的经贸融合。这便是2004年开始实行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其中正包括了内地人熟知的自由行。
香港学者卢兆兴曾以“大陆化”（mainlandization）来描述香港回归后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大陆化”这个词本身已经揭示了，“一国两制”实行十五年以来，两地间的融合多于疏离，而融合又以香港向内地的靠拢为主。作为中央对香港的一种经济策略的“大陆化”，恰恰始于CEPA和自由行。
CEPA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根据香港政府工业贸易署的统计，仅仅在2007年到2009年，香港的服务企业因CEPA获得的累积业务收益超过500亿港元；而香港根据CEPA设于内地的企业在此期间获得约1985亿港元的收益。而自由行方面，专业人士估计，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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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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