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尼克松破冰

“尼克松访华无疑是最重要的总统访问，除了总统前往火星，恐怕永远不会再有那样重大的访问了”

“在中国，尼克松的名字就像一块敲门砖。”美国企业家爱德华•尼克松（Edward Nixon）说。他曾经去广东参加过一次美国制造企业在中国的联合会，会上，他发现一些企业盗用“尼克松”的名字命名，他们说，“尼克松”在中国家喻户晓，这样命名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好感。

1972年2月23日，北京，尼克松总统帮周恩来总理脱下外套

爱德华•尼克松今年82岁，身形瘦削，背部有些微驼。他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惟一在世的弟弟、尼克松国际集团的总裁。迄今为止，他已经来中国36次了。

40年前，他哥哥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之前中美两国已经中断往来20多年。白宫发言人称这次行程为“登月之旅”，他们的总统像是要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时，封闭的中国在美国人的印象中就是关于中国人和共产主义制度非人性化的夸大性宣传。

访华的7天行程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爱德华•尼克松的生活也被改变了，多年来，尼克松国际集团与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2012年2月，应“尼克松访华40周年纪念日”活动之邀，爱德华•尼克松一行数十人来到中国。在担任尼克松先生访华特使的美国鹏博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龚其恩先生的协调安排下，在40年前尼克松总统上海之行下榻的锦江宾馆，爱德华•尼克松和美国前白宫机要秘书詹姆士•休姆斯（James Humes）接受了本刊专访。

“尼克松访华无疑是最重要的总统访问，除了总统前往火星，恐怕永远不会再有那样重大的访问了。”爱德华•尼克松说。

“我将要去中国”

爱德华•尼克松比哥哥尼克松总统小17岁，两人的志趣并不同。弟弟是地质学家，哥哥则是政治家，哥哥既没有在石油钻井平台上工作过，也从未走进锡矿山去勘探。但两人喜欢互相学习。

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弟弟尼克松希望陪同前往，去看看那个“神秘的中国”，但哥哥总说，“再等等。”弟弟的随访愿望终未成行。

“早在尼克松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他就曾表达过到中国去的愿望。”休姆斯说。休姆斯曾担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和里根的演讲稿撰写者，出版过两部与尼克松有关的著作，《尼克松的领导能力和谈判十诫》、《只有尼克松》。

1959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在为次年竞选美国总统做最后的冲刺。有一天，他在家中举行了一个假日派对。休姆斯的妻子戴安娜•斯图尔特当时是尼克松的秘书，两人受邀参加了派对。在派对上，休姆斯看到尼克松在吃中国的食物——饺子。尼克松对他说：“年轻人，我将要去中国。”21岁的休姆斯不解地问，“你是说要去台湾吗？”尼克松直直地看着他说：“我说得很清楚，是中国！”这距离他与基辛格搭档还有10年时间。

“通常，政治家的决策都是考虑到下一个任期，尼克松正是亲身实践他的决策。当他俯瞰整个世界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个时刻可能更适合他与中国进行谈判。他不想等待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那时候的中国在谈判中将获取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休姆斯说。但这一次“去中国”的愿望随着尼克松竞选落败、肯尼迪上任、越南战争爆发而没了下文。

此前，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当周恩来总理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准备握手时，杜勒斯转身而去。当时美国政府有明确规定，不准代表团中的任何成员与共产党人握手。杜勒斯的态度反映了美国主流人群对中国的敌对态度。

竞选落败后，尼克松暂时离开了政坛，在洛杉矶和纽约从事律师工作。整个60年代，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对越战财政开支高达2000亿美元，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付出死伤几十万官兵的惨重代价。美国国内反战浪潮日益高涨。

同时，苏联的军事工业迅猛发展，核力量已经追上美国，各类常规武器，尤其是海军力量得到大规模的扩充。美国逐渐在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而苏联与中国的关系日益恶化。

1969年，尼克松重返政坛，在美国大选中击败民主党人休伯特•汉弗莱和独立竞选人乔治•华莱士，当选为美国第37任总统。刚一上任，他就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 即本届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这一年，美国“阿波罗”号登月，登月时，休姆斯站在尼克松附近，有一个电话从月球打到白宫，传来阿姆斯特朗的声音。休姆斯站在一旁哭得很厉害。原来，登月车上挂着一个横幅，“这是一个从地球踏上月球的人，我们为了人类的和平而来”，这句话正是休姆斯写的。

休姆斯回忆，尼克松总统一直对去中国保持着兴趣，但国会对他的提议一再驳回、反对和否决，认为越战结束前，中国不可以与美国坐下来对话。国会中有很多来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专家，他们都对尼克松的决定持否定态度，“尼克松无视了他们的意见”。

1969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介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他说：“他（齐奥塞斯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位伟大的朋友。”这是美国总统中第一位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变化被当时的美国媒体忽略了，却被周恩来总理意识到这是来自尼克松的一个“暗号”。此后，周恩来亲自指示释放两名因在香港救生艇中误入中国领海的美国游客。外国通讯社评论，这是“中美两国心照不宣的一次微妙的对话”。

“与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基辛格一开始对去中国也是反对的。”休姆斯说。他介绍，基辛格曾是美国与苏联在核武器谈判方面的负责人，双方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当基辛格听说尼克松要去中国时，他认为这将毁掉与苏联谈判的既有成果。

当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看上去的确不是一个访华的好时机。但尼克松不这么看。他认为美国此时就像“打牌时手上拿到的都是老K，在谈判中会处在有利的位置，而不是乞求的位置”。但基辛格仍不赞同，于是，尼克松说，“如果你不去，那我将派出国务卿罗杰斯访华”。最终 ，基辛格没有辞去委托。

1971年7月9日, 基辛格由巴基斯坦的军用机场登机,秘密访问中国。尽管他乔装打扮，还是被英国《每日电讯报》特约记者贝格发现了端倪，并调查出基辛格此行目的地是中国。他立即向报社发去一条急电, 企图最先向世界报道这一惊人的消息，可当电讯稿传到伦敦时，却被值班编辑误插上了废稿签。

1972年2月24日，北京，尼克松观看小女孩玩跳橡皮筋游戏

改变世界的一周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乘专机飞抵北京，正式开始了访华行程。多年后，他在《尼克松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站在旋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走完梯级时伸出我的手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这一次，周恩来总理的“握手”不会被拒绝了。

“尼克松一开始就想显示他的诚意，而他的妻子、尼克松夫人身着红色外套。这是一个特别的场景，意味着会谈将会很顺利，因为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幸运。”休姆斯说。

尼克松访华之前，1970年10月,天安门举行国庆节庆祝活动。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并特意邀请他们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事后，斯诺在意大利《时代》周刊写道：“《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上的照片，照片说明中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这家每天都刊登毛思想的报纸在右上角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此后，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乒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向美国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休姆斯回忆，对于是否接受邀请，当时在白宫争论得非常激烈。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说，这是中国的一次宣传，美国不应该去，会被中国人利用。对于他的意见，尼克松回了一句：“闭嘴！”

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回国后，给尼克松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周恩来显然一直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您，知道您喜欢《巴顿》这部电影，他推测您像巴顿将军一样，也不喜欢墨守陈规。”

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之行的点点滴滴都成为海内外媒体报道的焦点，多年来被反复报道。40年后，龚其恩先生于2012年2月21日晚上宴请爱德华•尼克松一行和毛主席女儿李敏等人，重温40年前毛主席、周总理会见尼克松总统的一幕幕。

李敏告诉爱德华•尼克松，听说尼克松总统来访，父亲从昏迷中醒来。那时美方并不知道毛泽东处于昏迷状态，李敏一直陪在病床前照顾父亲。尼克松抵京3小时后，中方安排毛主席与尼克松总统会谈8分钟，但实际上，他们谈了71分钟。尼克松一走，毛主席就垮了，他们赶紧给他输氧。

“一位英文流利的女专家告诉我，‘尼克松先生救了我一命。’”休姆斯说。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这位女专家作为知青被发配到农村，在一匹马旁边生下了自己的孩子。女专家回忆，她一直被教育“美国是敌人，美国是资本主义走狗”，会讲英语就被看成通敌的可疑分子。尼克松一来，一切都变了，她正在田间劳动，突然被要求坐火车返回北京，“我们全力工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到来服务”，她的知青生涯也宣告结束。

另一位专家回忆了在尼克松欢迎晚宴上的一幕。中国乐队演奏了美国民歌《美丽的亚美利加》，它是尼克松最喜欢的乐曲之一，曾在其总统就职仪式上演奏过。当《美丽的亚美利加》响起，江青说道：“美丽的亚美利加？丑陋的亚美利加还差不多，资本主义的走狗。”周恩来则说，这首歌唱的不是政治内容，而是美国的山水风光。写这首歌的是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毕业的凯瑟琳•李•贝兹，休姆斯的夫人就毕业于这所学校，曾见过贝兹本人。

尼克松的7天访华行程被称为“破冰之旅”，以1972年2月28日飞抵上海，中美签署《联合公报》画上句号。在《联合公报》中，美国对一个中国的立场首次正式表明“不再挑战”，代表中美关系走向“相对缓和”。

“这次事件甚至催生了一个已经进入我们政治词典的短语——‘尼克松访华’……离开中国前，尼克松在欢送他的宴会上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这体现了一点尼克松的虚荣心，但他说的确实没错。”《华盛顿邮报》这样写道。

爱德华•尼克松和孙子 （雍和/图）

民间往来

比起哥哥尼克松，爱德华•尼克松的首次中国之行推迟了10年。

“我来安排，你明年去中国吧！”1983年，“文革”已经结束，在尼克松的安排下，爱德华•尼克松以商人的身份开始了一次中国商务之旅。他负责为成立3年的尼克松国际集团研究开发一个在中国制造并能在全球销售的产品。

“直到我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我才有了切实的感受。到处都是自行车，几乎和人的数量一样多。”爱德华•尼克松回忆。在北京，像哥哥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一样，爱德华•尼克松一行参观了长城和十三陵。但在他眼里，这趟旅程的真正精彩之处是所见到的人，而不是风景本身，“这里的人很友善、热情，很容易沟通，并不是青面獠牙。”他们还访问了上海、成都。

1986年，爱德华•尼克松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他是为一只熊猫而来。美国一家马戏团的总裁曾拜访过上海马戏团，看过一只熊猫“伟伟”的精彩表演，它会表演玩扑克牌、用刀叉和跳舞，总裁想把“伟伟”引进到美国表演。爱德华•尼克松当时是这家马戏团的股东之一，他找到了“伟伟”的“大家长”文化部，但这个要求被文化部拒绝了。

在一位中国朋友引荐下，爱德华•尼克松找到了福州动物园，那里的驯兽师就是训练“伟伟”的。在福州动物园，他看中了另外一只熊猫“淘淘”，“淘淘”的“大家长”是林业部，他们同意了引进“淘淘”去美国表演的请求。临上飞机前，爱德华•尼克松意识到，熊猫是濒危动物，不应该被带到马戏团表演，他联系了美国野生动物基金会。在他的牵线之下，美国野生动物基金会开始资助四川的大熊猫保护基地。

有一年，爱德华•尼克松在香港访问，在香港新界的一家饭馆吃饭，友人告诉他，新界的另一头就是深圳。那时的深圳刚被邓小平划了一个圈，成为特区，还几乎是不毛之地。几年后，爱德华再去深圳考察时，那里已成为经济重镇。

“我的每一次中国之行都受到红地毯接待，即便是最困难的时候。”爱德华•尼克松说。他指的“困难”时期，是1999年。

那一年，受中国政府邀请，爱德华•尼克松原本要和250名美国科学家前往北京、杭州、上海考察，临行前，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军“误炸”事件，中美关系陷入危机。出行科学家从250人减至3人，但依然全程受到了官方的高规格礼遇。

“走在大街上，气氛不再是温和的，中国人一看到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眼神里就充满了愤怒。我真怕自己随时会被一些不明物体给砸中。”爱德华•尼克松回忆。

这个时候，一些人开始怀念尼克松时代。休姆斯曾随爱德华•尼克松到上海，一位高级官员接待了他们。敬酒时，这位官员告诉休姆斯：“我最佩服美国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宇航员登上月球，一件事是尼克松总统访华，这两件事中，后者也许还更难一些。”

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悲伤情绪弥漫全国。中国开始支持打击恐怖主义，并与美国开展了反恐的双边对话，美国不再将中国看作最大的潜在威胁。那一年，德文•尼克松还是美国爱默里大学金融专业的一名学生，未来在他眼里因恐怖袭击而变得不可预测。作为尼克松总统的侄孙、家族的下一代，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7年后，北京奥运前夕，他来到中国，在一所商学院读MBA。选择来中国是因为爱德华•尼克松的推荐，“他告诉我，这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像坐上了火箭一样！”

在尼克松家族，“中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德文•尼克松从小就跟着家族长辈参加共产党在洛杉矶举行的派对，和中国的领导、将军会面，“我会用筷子的时间和用叉子的时间几乎一样长。”他说。

来中国第一天，德文•尼克松为了锻炼自己，没坐计程车，而选择了公交车。那时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坐在身旁的一位年轻的乘客看着他茫然的表情，知道他需要帮助，就示意跟他一起下车。乘客带着他去了地铁站，按照他提供的酒店地址买了地铁票，并且和他一起乘车。到了酒店，德文•尼克松准备付钱向这位年轻人表示感谢，但他摇了摇头，只说了句“欢迎来中国”就离开了。

2009年，休姆斯出版了关于尼克松的新书《只有尼克松》，那是他和爱德华•尼克松一起采访中国专家的成果。在书中，他引用了一位专家对尼克松的评价：“在美国，惟一一个敢于建议对中国开放的是一个共和党保守派。尼克松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