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40年

过去40年，从尼克松和邓小平开始的每一位美中两国最高领导人，都对对方进行过声势浩大的访问，宴会上的盈盈笑语和花絮，每每成为国际媒体热议的焦点。然而，领导人的性格、作风和个人魅力，永远代替不了国家利益的分歧

2012年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而就在40年前的2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建国以来中美之间隔绝对立的局面，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弹指一挥间，中美握手40年。离开中国前，尼克松在欢送他的宴会上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确实如此。

40年来，两国贸易额增长了180多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但从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战略竞争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再到奥巴马时代的“战略再保证”和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定位上的摇摆充分说明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1979年2月2日，美国休斯顿，邓小平（中）参观美国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坐上登月车的模型

1997年10月28日，江泽民主席（右）参观弗吉尼亚州的殖民时代城市威廉斯堡并观看表演

尼克松访华时，已经当了3年总统的他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和与苏联争霸的失利都在迫使他不得不另辟蹊径。而中国与苏联1969年刚爆发珍宝岛战役，关系恶劣。联合抗苏的共同需要使得双方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双方对彼此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1979年1月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更是帮助他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实现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得中美关系一度降到了建交以来的冰点；1991年苏联的解体，更让中国的抗衡作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大洋彼岸，美国国会一次次地提出不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老布什总统更批准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更是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1993年7月爆发“银河号事件”，9月，中国申奥由于美国阻挠而未果。1995年夏天，李登辉以“校友叙旧”的名义对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打破了中美建交16年来的禁忌。中方以牙还牙，1996年早春，解放军在沿海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此举招来了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与解放军形成对峙。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充满了摩擦与博弈，可谓险象环生。

在此背景下，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11月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但中美关系并未因此峰回路转。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似乎一触即发。

2012年2月16日，习近平副主席（左）在美国艾奥瓦州参观考察农场，并在农场主金伯利的陪同下操作农用机械

“9·11”事件改变了一切。美国战略重心向中东和反恐的转移，使中国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段时间，是中美关系相对平静的时期。2002年胡锦涛担任副主席时的访美行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受到的打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全国上下的焦虑通过奥巴马“美国不能接受第二名”的表态而表露无遗。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的霸权地位一度受到了来自苏联和日本的有力挑战，但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狼来了”的预言。但这一次的情形有所不同，来自中国的挑战似乎分外严峻。中国经济不仅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模式”更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追捧，G2呼之欲出。

中美关系因此在2009年下半年以来摩擦不断，似乎进入了新的震荡期，集中表现在贸易和反倾销、达赖、对台军售、气候问题、互联网管制等多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1月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就好像两个国家曾走到了悬崖边缘，在看到下面万劫不复的深渊后，他们选择了退后。”但国宴、联合声明和大订单，并没能阻止美国对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也没能让美国停下从中东回归亚太的脚步。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太平洋地区，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态势已是十分明显。而2010年以来中东的变局，更进一步凸显了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习近平的访问虽然圆满成功，“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也是事实，但中美在台湾、人权、汇率、贸易、南海与中国军力扩充等方面的纷争，并不会随着此次访问的圆满成功而止息。

过去40年，从尼克松和邓小平开始的每一位美中两国最高领导人，都对对方进行过声势浩大的访问，宴会上的盈盈笑语和花絮，每每成为国际媒体热议的焦点。然而，领导人的性格、作风和个人魅力，永远代替不了国家利益的分歧。邓小平的牛仔帽、江泽民的京剧清唱、胡锦涛和美国儿童的互动、习近平吃巧克力的随性，固然让人耳目一新，能创造气氛，但事实上，没有任何重大的分歧和矛盾，是通过中美领导人的互访得以解决的。一次访问带来友好气氛，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必然就此回暖。

1993年到2000年，江泽民主席跟克林顿总统在8年里头会面了11次，但这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时至今日，“一见一售”(会见达赖、对台军售)、“两核问题”(伊核问题、朝核问题)、“三海争端”(黄海、南海、台海)等问题仍在顽固地困扰着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变迁，遵循的是更为本质和现实的逻辑，那就是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现状，在几个关键环节上都是依赖中方长期以来的妥协和让步，这不得不让人提出两大诘问: 维系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到底何在?中国如何在其中取得主动？

要化被动为主动，首先要明白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什么？美国的国际地位有没有下降？现在，一些中国人认为自己强大了，不能再作太多的让步。问题是美国不认可这种态势，它认为自己没有衰落，中国其实更需要美国，因为中国的国内问题很多。即便是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每年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转化为政策目标和手段。事实上，这种转化会是一步一步的，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完成，甚至也不是十年八年。当然，老百姓希望能得到立竿见影的具体成果，比如以前对台军售，现在不售了，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中国要取得长远战略上的主动性，首先要向美方提出具体的要求，现在是美国在对中国提要求，中国不断地说“不”。以后中国要学会设置议题，提出明确的要求，我希望你干什么；其次，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看，中国在国内事务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中美关系就越好。中国要在中美关系中取得主动，关键还是在国内。

40年来，中美双边关系风雨兼程走到今天，尽管有磕磕绊绊，但总体上还算顺利。于是，有人总结出了似乎能反映中美关系实况和走势的信条：“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而中美之间广泛深刻的经济联系，似乎更让冲突成了杞人忧天。

但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风靡全球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一直相信，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声言“未来30年，如果中国像它前30年那样发展的话，它将寻求支配亚洲，就像美国支配西半球的方式那样”。“如果中国大陆发展成香港那样，它将试图把美国从亚洲挤出去，发展它自己的‘门罗主义’。”这似乎代表了西方社会的一种看法：无论中国做出了怎样的口头承诺要实现“和平崛起”，但当它成为一个强国时，也定会如历史上的强国那般行事。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最近接受访问时也表达了中方的忧虑：“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中美两国是不是敌人？我们要走向战争吗？我们在准备要和对方开战吗？”

显然，经济的相互依赖并不是和平的永久保障，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毕竟，来自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仅仅因为某件事物“大到不能倒”，并不意味着它真的倒不了。历史上，霸权的更替往往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一个实力迅速上升的大国同一个维护霸权的大国也往往很难和平相处。但对中美而言，无论处理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有多难，如何无经验可循，两国必须同舟共济，共舞于国际大舞台，摸索和创造出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新型国家关系，和平相处、合作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