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政府论》译者叶启芳

因响应号召给党提意见，叶启芳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

《叶启芳传：从教堂孤儿到知名教授》 易新农、夏和顺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年12月，39元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结识叶启芳（1898—1975），已经是叶启芳被划为“右派”以后的事了。两人只是“见了面点点头，没有深交”。在袁伟时的记忆里，叶启芳总是沉默寡言。
    多年以后，刘思慕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解释叶启芳性情的变化：“他被错划右派后，自惭形秽，又怕牵累别人，极少与旧朋友交往，在交代社会关系时差不多是交白卷。金仲华和我都是他的挚友，但他只在交代他在香港《星岛晨报》和新闻学院任职时，把我们两人作为证明人提过一次。”
    相对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山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授等身份，已故学者叶启芳更多为中国知识界所知的，还是他作为一个翻译家所取得的成就。
    作为洛克《政府论》、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等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译者，叶启芳一生著译数百万字，但除了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的《政府论》下篇和1984年出版的《政府论》上篇，是于1950年代末译竣者外，其余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完成的。他晚年曾感慨，“有人劝我再搞翻译工作，但现在世界上有什么好的书，我完全不晓得，不经选择，译什么呢？只好作罢。”

左倾教徒
    叶启芳原籍广东三水，他的父亲在广州西关纱厂做工，才举家迁到广州。由于家里兄妹众多（叶启芳排行第十），再加上纱厂倒闭，11岁时，叶启芳被父亲送到香港一家基督教小学做校役，从此与教会结缘。在教会资助下，他得以进入燕京大学读书。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叶启芳任过广州武装团体政治处副主任、广州协和神学院教师、广州培英中学校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以及大小5家报纸刊物的总编，由于时局变幻，这些任职大多只有数月时间。惟一的例外是，他还曾应粤军第二军军长香翰屏邀请，担任广州市公安局护照处主任，为时达7年。
    从政之余，叶启芳以译书为爱好。他翻译的惟一一本单行本小说《国际纵队从军记》，是受金仲华、刘思慕等人之托，为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而译的。这是英国左翼作家的作品，未及上市，就被国民党中宣部下令查禁了。
    《从军记》之前，叶启芳还出版了最早几部译著，比如《社会斗争通史》、《社会主义教育政策》、《国际关系论》、《基督教之基础》。
    无心插柳柳成荫，翻译工作使得“启芳从此逐渐摆脱西方教会的影响，成为进步的文化学术界的一员”。刘思慕如此评价翻译工作对叶启芳的影响。
    叶启芳的左倾，还得益于与左翼知识分子的交往。刘思慕回忆，“启芳和我在进步的达德学院（陈其瑗任院长）都兼任过教师。内战再起以后，不少民主人士再度陆续集中到香港来，其中如沈钧儒、邓初民、李章达、茅盾、张铁生等都是启芳的旧识，民主党派有些集会也邀请他出席。在沈老、邓老的鼓励下，启芳有时还和我一起参加民盟的学习会，因而与民盟也接近起来。”

“远程大炮”
    1949年3月底，叶启芳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演讲《中国形势对华南与香港的影响》，预计“新局势”6个月内即可展开。当时他的朋友陈君葆对这一乐观估计不以为然，以为“总要到第二年的春间”。
    事实证明叶启芳的估计是正确的。10月14日，广州解放。两个月前，叶启芳连续两天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论知识分子》一文，开头即说：“最近我国民主革命运动扩展，遍及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日益增进，如日中天。”在叶启芳看来，“今天是知识分子应当抉择的时候了”。
    10月18日，叶启芳约陈君葆到“四时新”饭店吃面，告诉陈自己决意要回广州。陈君葆不以为然，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岗位问题十分重要，难道留下来的便没有事做么？这是叶启芳不实际的地方。”
    《叶启芳传》的作者易新农和夏和顺这样分析叶启芳对将来生活的看法：“政治环境问题呢？估计叶启芳也想过，比如：他是教会培养出来的人才，有着帝国主义的文化根基；他曾长期在广州政府任职，属于旧政权的官僚……叶启芳大概认为，这一切，通过他的政治转变，通过那篇《论知识分子》就可以洗清了。”
    1950年6月，叶启芳从香港回到广州，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私立广东国民大学校长陈汝棠的邀请，出任国民大学的教务长。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也曾向叶启芳发出邀请，要他去北京任职，他以不适应北方生活为由推辞了。
    1950年10月5日，广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广州召开。叶启芳是代表之一，他写信给当时还在香港的妻子汤慕兰说，每次开代表大会时，叶剑英同志都派汽车来接。
    同年，叶启芳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据汤慕兰等人说，这是“组织上对他的安排，让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来做事”。两年后，叶启芳当选广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
    1956年，已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叶启芳，不仅当选为民盟广州市副主任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这年11月20日到28日，广州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叶启芳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题发言。发言被《广州日报》全文发表，题为“使社会知识分子的才能有所发挥”。
    叶启芳的发言是对1956年初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响应。他批评说：“知识分子在读到了周总理的报告后，一股热诚，非常高兴，立即到街办事处登记。可是他们所得到的不是应有的接待，而是冷嘲热讽，并且诸多留难。有一些社会知识分子到街办事处，询问知识分子登记手续，街办事处的同志以极傲慢的态度对他们说：‘你们连登记手续都不懂，还算什么知识分子’，试问这样的态度和言词，怎样能够贯彻周总理的知识分子政策？”
    章乃器当时正在广州，为这篇发言登门拜访叶启芳，可惜叶启芳当时不在家，章乃器就给他留了一张字条：“您在市人大的发言，甚好。我等将给以极大的注意，以后请多反映这些情况。”
    叶启芳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自称“远程大炮”。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半个月后，5月17日，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发动民主人士给中共提意见，叶启芳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烧热这个会场”。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对高校党委制放炮：“学校有党委不要紧，但必须是由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来当党委才行”，“目前的问题是在于以党代政，党委代替了校长”。他认为还应当成立校务委员会，党委委员只能以个人名义参加校委会。
    在发言中，叶启芳对肃反运动也放了炮。他认为中山大学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说中山大学的肃反只是中山大学的党员借机整人。他认同“民盟是党的打手”的说法，还为当时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教授鸣不平，称其“只是纯技术观点的问题而已”。
    叶启芳不知道，就在他发言的前两天，5月15日，毛泽东就亲自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送党内高级干部传阅。其中说道，“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我们越有利。”
    6月19日，在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后，广东省委宣布，“对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拒绝接受，并在全省反击右派猖狂进攻”。
    从此，叶启芳的命运便急转而下。

右派分子
    1957年9月7日，民盟广州市委召开会议批斗叶启芳，称他恶性发展盟员，拉拢教会人士；诬蔑党报是官报，想办同仁杂志；挑拨党群关系，想当校长。10日，中大中文系开会继续批判叶启芳，次日《广州日报》以大篇幅报道了会议消息，称叶启芳“被撕下了‘年老消极’的面罩，露出了向党进攻的‘远程炮手’的真面目”。
    到1958年，“右派”性质确定后，60岁的叶启芳便被撤销了图书馆长的职务，三级教授降为五级，不但工资随之递减，还搬出了入住不久的教授楼，被迫参加在虎门人民公社的监督劳动。直到1959年1月底，才从东莞回到广州，继续讲授外国文学史。碍于形势，叶启芳只敢照本宣科，结果被学生编顺口溜讽刺：“右派分子叶启芳，专念讲义和文章，如此长期搞下去，外国文学要遭殃。”
    其实叶启芳真正当“右派”的时间并不长，1959年下半年，他便被“摘帽”，此后便以“摘帽右派”的身份终老。
    1964年2月，叶启芳与瞿菊农合译的洛克《政府论》（下篇）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理论价值稍逊的上篇则由于“文革”而拖延至1982年才出版，那时叶启芳已去世7年。
    1965年下半年，运动又起，中大中文系停止了包括叶启芳在内的不少老教师的教学工作。这一转变并没有再次对叶启芳形成冲击，他决定“随遇而安”。在给儿媳邝薇的信中，他称自己“在家不是帮助料理家务，就是拿书来看。或中文或外文，看个不停，最近思想通彻，精神愉快”。
    但时代所造成的变化并不是68岁的叶启芳想“安”就能“安”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向教授及其家属进行打击及侮辱之行动，如剪了头发游行，青年学生则敲锣打鼓随后助兴。教授们白天到礼堂检讨或到田间劳动，启芳也在其内，这是有人带领去的，不去不成。”叶夫人汤慕兰回忆。
    “最多不过一死，但他们未有问我杀过人否，则死罪无从定。我家里穷，我死后家人无法生活，故不能自杀，只能忍辱而已。”叶启芳在这段时间写了大量的交待、检查材料，还写过关于“斗私批修”的几篇文章，痛骂自己是“原封不动的旧知识分子”，将自己的过去全部否定。他在外国文学史中所肯定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批判的现实主义被当作是鼓吹“全盘西化”的铁证，甚至被迫承认自己讲授“神仙鬼怪的但丁作品、帝王将相的莎士比亚作品、才子佳人的歌德作品、封建迷信的托尔斯泰作品和个人至上的拜伦作品，毒害青年学生”。
    1968年6月，中大康乐园发生严重武斗，人人自危，叶启芳辗转逃回三水老家，与因“右派”早被遣送回老家的妻子汤慕兰团圆。因受了刺激，叶启芳回到家便大病一场。之后身体一直不好，1974年9月突发脑溢血，在朋友大力帮助下，才得以转送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
    1975年4月30日，叶启芳再次中风，昏迷17天后，溘然长逝，终年77岁。叶启芳在三水乡居期间，曾作旧诗，其一为《雨止喜晴》之二：“人间荣辱尝已惯，纸上兴亡看亦轻。惟恨暮年旧交少，满怀心事向谁诉。”可谓叶启芳一生写照。

（责任编辑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