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传》不如读《红旗》？”—专访罗多弼

“中国的经验告诉我，真理和谎言的区别不能是任意的”——罗多弼 

　　罗多弼１９４７年生人，属猪，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在“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上，罗多弼是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但很多人不知道，罗多弼跟中国文学最深的渊源其实是他写于１９８０年的博士论文：《１９２８一１９２９年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此后，他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思想史。
　　和许多在“全球左倾”的１９６０年代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少壮派汉学家一样，那时候中国的一切都能引起这位远在北欧瑞典的年轻人的好奇。在家乡瑞典北方小城市的书店里，多卷本的毛泽东著作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马悦然上课要讲《左传》，遭到罗多弼和他的同学的一致反对：不如讲《红旗杂志》。
    同为“１９６０年代制造”的汉学家，罗多弼和他的德国同行顾彬有很大的不同。
    在“世界汉学大会２００７”的圆桌论坛“汉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上，顾彬重提他几个月前抛出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这次的言辞更加形象、锋利：“１９４９年之前的中国文学是五粮液，１９４９年之后的中国文学是二锅头”；“中国没有话剧，没有小说”；４９年以前的作家都是翻译家，４９年以后的都不是，一个作家应该用外文的体系来看待自己的母语……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激动难捺，针锋相对地指出，因开骂中国文学在中国“暴得大名”的顾彬，以霸道而偏激的全称判断吸引大众媒体的眼球，已越出一个学者应恪守的界限；他为中国作家开出的学习外语的药方则更加不切实际，不通外语的沈从文同样写出让世人惊艳的文字。
    罗多弼对顾彬的看法不以为意。他认为中国和中国文学有远比顾彬的表述更复杂的现实。话题拉杂展开，自由散漫，然而其中很大一块居然是围绕“红色中国”的。看起来这是我们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罗多弼的笑容纯真、坦率，像一个坐着麋鹿突然降临的北欧小男孩。

当年马悦然上课要讲《左传》，罗多弼和他的同学一致反对：不如讲《红旗》

“为什么美国不和红色中国建交？”
    南方周末：说来有些话长，您是１９６８年开始学汉语的，那个时候家里反对您学这个专业吗？那时候瑞典人，比如您的家人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