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质疑还是围猎狂欢

1935年，25岁的当红女明星阮玲玉用毒药和一句“人言可畏”告别人世，27年后，她的美国同行、36岁的玛丽莲·梦露也莫名自杀（亦有政治谋杀论）。梦露生前曾说：“他们觉得因为你出名了，他们就有权走上来对你说任何话，什么话都有，他们认为这不会伤害你的感情，就好像他们是在和你的衣服说话一样。”

现在还在如火如荼的怀疑韩寒代笔事件中，许多人也早已忘了什么叫“人言可畏”。

私权及其限制——普通人与公众人物

人类个体某些不可让渡、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例如财产权、人身权，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私权构成了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政治权利就是从私权派生的。私权也是公共利益的基础，公共利益无非私权行动的外部性产物，是人群为了既保护甲的私权又保护乙的私权，以至于保护任何人的私权而寻求的私权共和。因此，私权高于公共利益，没有私权基础，公共利益根本不存在。

私权会因公共利益的原因而被区分为两种状态，但并非两种私权，一种是可正当限制的状态，一种是不可限制的状态。例如，财产权处于非交易的静态时，通常任何人无权侵犯，但在战争状态中，可能会因战争需要而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征用，行动自由也可能因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而受限制。

韩寒有没有代笔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韩寒的诚信，二是韩寒作品的署名权。前者可视为某种公共利益，后者则是私权。现行《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的“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便是对作者署名权的刚性保护。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韩寒的作品存在署名权等著作权纠纷，因此，韩寒应该被视为其作品的作者。

疑韩人士的一系列文章，迄今没有一篇能够证明韩寒有人代笔——虽然方舟子早已铁口直断“这些作品不可能是韩寒写的”。有人说，即使找不到代笔人，也可以认为有代笔。这种说法在作家在世而且毫无署名权纠纷的前提下，是对作者人格的肆意羞辱与诽谤。在没有署名权纠纷，也没有有力的相反证据时，外界对作家的诚信应该采取信任态度，即使有种种狐疑，也不应在缺乏明显证据的情况下公开地刨根问底，否则，它必然会侵害作家应受保护的安静生活的权利。韩寒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再公共，也没有义务遭受这样的人格侵犯，不能打着所谓公共利益的旗号，肆意践踏私权。作品是不是作家亲自所写，涉及作家的基本清白，涉及作家职业生命的存亡，岂能为了一个毫无事实根据的所谓公共利益诚信，就来要求作家自证清白不是骗子？

无证据的公开怀疑已是一种轻微的侵权——一种作为公众人物能够承受或者说法律可以容忍的侵权，但它从来不是权利，公众人物所能承受的侵权只能以此为界，如果将无界限的侵权当作自由，那么每个人的自由都将不复存在。

何为言论自由

安兰德说：“言论自由是指政府不得对公民的言论采取制止、干涉或惩罚的行为，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个法律不适用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只适用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确保政府不剥夺公民发表言论的权利。”

言论自由从其作为一种权利起源上说，是相对于有能力压制、限制甚至剥夺自由的公权力而言的政治自由，因此，西方任何正常的宪政理论都不会将它归于普通的私权，虽然它当然也衍生于私权。194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在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巴尼特国旗敬礼案中，有一段经典判词：“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和集会自由的权利以及其他基本权利，不能由投票表决，他们不取决于任何选举的结果。”因此，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宪法学上的绝对权利，从来不是针对普通公民的，而是针对公权力的。

美国法上之所以会产生与欧洲侵权法不同的公共人物概念，除了美国有极发达的言论自由传统，还因为美国有经典三权分立制度下的独立司法权，尤其是司法审查制度，因此公共人物的私权原本就受到强有力的保护，如果受到误伤，可以有效校正与弥补。而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司法独立、没有程序正义的国家，尤其是民众普遍缺乏针对公权力的言论自由习惯，却惯于私权之间的相互侵犯与践踏，在移用公共人物概念时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因此若要移用，应当尽可能限定于公共官员、掌握特定社会权力者（比如大公司老总），以及被卷入热议的公共事务时与公权力相关的人，而不应在这两个领域之外过多使用公众人物概念限制私权。

此次韩寒遭遇的问题，就是一群混淆了言论自由何为的人，在向一个普通的公众人物要言论自由，以至于产生了大量支持麦田、方舟子无限度质疑的怪论。

舆论暴力的成因——制度与大众心理

此次疑韩事件，之所以会形成如此荒谬绝伦的巨大声势，存在着深刻的制度与文化根源。

《诗经》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许基本上概括了中国传统，它深刻地描述了近三千年来，国人在公共领域缺乏两项基本的权利，就是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与财产权（土地是财产权中最重要的部分）的保障，而在西方，至少罗马法时代就有了一定的法治性制度保护，这也是早期希腊罗马区分自由人和奴隶的标志。至于近代以来发展出来的成熟的宪政制度，更是将私权保护放在第一位。《悲惨世界》里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就被判了19年徒刑，除了反映刑罚残酷之外，也反映了对私权保护的力度，因此，西方国家盗窃罪的构成通常与盗窃的金额关系不大，它惩罚的是一种侵犯私权的行为，而对私权被侵犯的程度并不那么计较。

欧洲18世纪之前大部分国家都没有专门保护各种自由的立法，原因在于他们将私有产权视为自由的基础，一个失去所有或最重要财产的人谈不上什么自由，人格权之类的专项系统立法保护都是后来的事。中国历代王朝鼎革之后，都要重新来一遍“分田分地真忙”，半个世纪前的土改也一样，以至于到现在中国人还不拥有土地私有权，这都是私权不发达、私权难得保障的原因。私权保障的程度与对公权力制约的程度成正比，缺乏私权保护之地必是公权力或伪公权肆意践踏私权之所。而政府向来是民众最重要的榜样，公权力践踏私权，私权和私权之间也往往不会相互尊重，人民之间习惯于相互恶意推定，习惯于无端对人示恶。尤其是人们缺乏公民常识的教育，在日常生活中被限制甚至剥夺各种自由，而公权力肆意践踏私权的行为却大行其道，这就导致许多人将日常怨气撒播到网络，针对那些跟他们一样无权无势的人撒气示恶，不少匍匐于日复一日机械性工作糊口的普通人，尤其乐见一些成功人士倒霉——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对一个并未害人的公众人物如此恶意妄断，逼人自证清白，这就是尼采和舍勒着力分析过的小市民的怨恨心理，再加一些网络达人误用公众人物概念，更是给这些对人无端示恶者提供理论依据。当然，六十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迄今未曾得到深入反省，也是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恶意推定、恶意构陷、阴谋论等大众社会心理，依然顽固地保留在许多人头脑中，并与现实制度遥相呼应。而这种现象，倘若缺乏有效疏泄与引导，转基因文革指日可待，今天还在网络上，明天就可能走上大街。

结语

肖洛霍夫自23岁发表《静静的顿河》第一卷后，不久被诽谤剽窃了白军军官克留科夫的遗稿，1965年获诺奖也未改厄运，直到1999年手稿出现，并找到葛利高里原型叶尔马科夫，才彻底恢复名誉，而这时肖洛霍夫已作古15年。肖洛霍夫虽是共产主义者，但正直诚实，敢为底层人仗义执言，因此1938年差点被诬陷整肃，斯大林歪打正着保护了他，安慰他说：您担心我们相信诽谤者，这是多余的。长舒一口气的作家于是讲了个故事：

一个兔子没命地狂奔，路遇狼。狼说，你跑那么急干嘛？兔子说，他们要逮住我，给我钉掌。狼说，他们要逮住钉掌的是骆驼，而不是你。兔子说，他们要是逮住我钉了掌，你看我还怎么证明自己不是骆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