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防范，还是事后追惩——从“防艾”法律看法治困境

“防艾症结”抑或法治匮乏？

一些不写入法律的，与法律的规定相对抗的主张，实践中却非常强势，它们完全不理会法律规定，大行其道。

2011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南方周末》刊载《“同志”之死》的报道，并在自由谈版“公民巡视”栏目下发表记者评论《艾滋病，隐私不是挡箭牌》。

多年来，与艾滋病相关的主流声音都主张保护隐私，反对歧视，但隐私被暴露、感染者与同性恋人群等被歧视也很普遍，背后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问题？

南方周末此次把一系列问题摆在明处，改变了那种任意暴露他人隐私、歧视他人却不屑于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正面论说的局面。借此，应深入解析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它们事关一些基础价值理念与基本规制的建立。

中国政府财政、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全球基金等）及国外一些机构（如英国国际发展署、美国盖茨基金会等），这十几年在中国有大量资金投入有关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内容包括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识——与艾滋病感染者、病人接触、相处、共同工作，不会被传染；与艾滋病防治相关的人权保护——保护隐私、禁止歧视。在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29个党政部委中，中宣部名列第一，教育部、广电总局、国新办等均名列其中。

那么多资金投入，那么多党政部委参与，那么多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辅助，给中国传媒人办了不知多少培训班，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了各类、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的宣传教育职责，电视台播放胡、温等党政领导人与艾滋病病人握手、吃饭，以示非性交、非输入带有病毒的血液不会被传染的视频，结果并不理想。

没有医务人员站出来说，前述教育有内容错误。但据《“同志”之死》报道，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的“医务人员与病人”却“需分乘不同的电梯”；在巨额资金支撑下的“非性交接触、非输血不会传染”的宣传教育持续二十年后，诸多记者竟因得知自己的一个被采访者高某是艾滋病病人而“感到恐慌”，“专门赴医院做了检查，以确认是否被高传染”；《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提出：“政府”如果“真的知道”高“患艾滋病”，“怎么会由他到处乱跑”？——难道政府应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人身自由？

南方周末的报道，道出了一种广泛存在的主张：“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症结所在”是：“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除非能够证明故意传播艾滋病，政府不仅无权限制艾滋病人的自由，相反有义务对其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保密”。“在保护艾滋病人隐私权的名义下，法律对公开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的防控产生负面影响，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立法过程中，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要充分、公开地论争辩驳。可惜，在中国的立法中，这种论辩还相当缺乏。更重要的是：一些不写入法律的，与法律的规定相对抗的主张，实践中却非常强势，它们完全不理会法律规定，大行其道。

这，就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疾控部门非常明确地要求“百分之百安全套”作为卫生部系统“防艾”工作的行动目标（2010年“安全套使用率达到90%以上”，《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卫生部系统起草，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