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亟需法治化
责任编辑：蔡军剑
在十多年以前，我当时从事反贪侦查工作，在经办一小部分“搁浅”的案件时，曾使用过“狱侦耳目”（也称“线人”、“特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据一位老同志讲，这项工作没有见到什么规定，只能做，不能说。狱侦耳目属于秘密侦查手段，秘密侦查与生俱来的侵权性和扩张性，决定了必须对其作出严格的规制和约束。在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的观念障碍集中体现在安全价值观和权力本位观上。表现在立法上，就是对侦查权的一再扩张，对公民私权利的一再限制；表现在实务中就是没有真正的制约，漠视和侵犯公民的私权利。李克强副总理当年参与翻译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丹宁勋爵著，法律出版社）中有一句话：“如果侦查权力一旦被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
尽管耳目、线人的使用在实践中发挥着很大，有时甚至是难以替代的作用，但迄今为止在我国没有任何法律规范，仅有一些内部规定，希望即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能够在保障人权、控制权力的前提下，厘清秘密侦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