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反常识经济学（15）

区别对待不等于种族歧视

在判定那些难以观察到的特征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运用群体认同原则是不会有争议的。比如，汽车保险公司在制定驾驶者投保的额度时，通常将那些未婚的年轻男性作为参照群体，因为相比于年长的男性或年轻女性，这些年轻的未婚男性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更高的投保率相应地降低了事故多发的年轻男性的驾驶次数，从而有助于减少交通事故。但是对于难以观察到的特征，这种群体认同原则通常不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有些个体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驾车这个例子中，有些开车谨慎且有责任感的年轻男性会支付更高的保险费，在开车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感到沮丧，因为那些未婚的年轻男性不良的开车行为常常给他们带来痛苦。

然而，在获取个人信息方面，运用群体认同原则是很有效的。但是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运用地区和种族所固有的特性常常会成为政治层面的难题与困扰，也会因涉嫌种族歧视而受到指控。为了区别对待不同的群体而运用群体认同原则，或许是想抵制一些少数群体，而不是为了防止一些不良行为。

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抵御恐怖主义组织的机构要更加努力，以更谨慎的态度对待宗教激进主义者。在机场专门监视来自中东的穆斯林男性，或者在签证和绿卡获取方面进行更严格的限制是合理的吗？或者超市的员工为了防止偷窃，相比于其他顾客，他们更加关注那些少数疑似偷窃者的顾客，这样合理吗？梅西最近因为多看了几眼黑人和拉美后裔而被罚款，尽管这家公司一度否认注视这些群体的特征是其一贯的政策。

在反恐问题上，有效的措施仅仅通过花费少量的资金就能将恐怖主义造成的伤害最小化，或者只要合理预算安检资金，就能够将超市盗窃率降到最低。因此，在机场设置安全检查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恐怖主义者登机前就将其抓获；二是通过提高恐怖主义者被抓获的可能性来降低未来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在超市进行安全检查的目的也是希望既抓捕那些窃贼，又减少未来的偷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与其他的群体相比，如果一些年轻的穆斯林男性更容易对美国采取恐怖主义行动，那么在机场严格监控他们有助于减少恐怖事件的发生。基于第二个目的，这种种族和宗教的特性是否能够在未来起到震慑作用，取决于不同的潜在的恐怖分子对待被捕的反应的灵敏度。如果不同群体的反应同他们进行恐怖行动的倾向成正比，那么更加密切监视部分年轻穆斯林男性也有助于降低未来在机场发生恐怖事件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如果密切关注诸如穆斯林男性等群体以减少恐怖行动的边际倾向较小，那么这种种族认同原则就没有作用了 。如果这些群体更加狂热，而且不怕被捕，那么这种原则就更不会有用了。这样做，对于未来发生恐怖事件的策划者的威慑作用就没有了，还会适得其反。

当不同群体的表现行为差异较大时，这种威慑力就不如直接逮捕有效了。这就是在机场严密监控部分来自中东的年轻穆斯林男性的做法有效的原因，而且在超市更加关注那些少数疑似偷盗者的顾客也会有效。我能肯定一点，这种对待方法对于很多不是恐怖主义者的年轻穆斯林男性是不公平的，而且许多顾客其实都很诚实。通过补偿那些被迫接受检查与监控的无辜群体，从而部分弥补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同样的道理，对于那些无辜的顾客，他们在超市不得不被阻止和检查，由此面对的尴尬和浪费的时间也应该得到补偿。

我能肯定的是，一些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态度，其原因不是为了发挥更高的效率，而是由于他们对这些群体存有偏见。所以，一定要严格区分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与种族歧视。为了抓到恐怖分子，我们可以密切监视部分年轻的穆斯林男性、被通缉的罪犯以及被发现持有武器或有进行恐怖行动意图的人，这样的做法就不算是种族歧视。如果发现在这部分人中存在恐怖分子的可能性相比于其他群体更大，那么我们这样处理就是为了实现有效监管，而不是一种种族歧视。

更进一步，随着增加在机场安检方面的资金或人力，逮捕率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在机场增加监控的力度与投入能够减少年轻的穆斯林男性被逮捕的概率，那么这种区别对待就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有可能提供理性的分析和标准来确定哪些对待方式是为了实现有效的监管，而不是种族歧视。通过运用这些指导方法去分析逮捕率的相关数据，我们就可以客观地对待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群体。

贝克尔

作者：[美] 加里·贝克尔 理查德·波斯纳 译者：李凤 出版：中信出版社

评论

在某种层面上，这种区别对待的排查方法是无懈可击的。如果目击证人证实有一个年轻的黑人男性进行了偷窃，那么警方还在不同的群体之中寻找嫌疑犯，那就是滥用职权了。当犯罪的微小可能性更小时，区别对待就变得更有意思了。如贝克尔所言，如果那些“不受欢迎”的群体不是敏感的少数族群就不成问题了。当吸烟者投了人寿保险时，相比于不吸烟者会被收取更高的保险费，对此没有人会反对，即使有些吸烟者活得比一些不吸烟者还长。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把部分人归为“不受欢迎”的一类群体也是迫不得已的，比如有癌症家族病史的人或者有心脏病的人，通常是允许存在一定的偏见与“歧见”的，因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剥夺他人的权利或者是出于恶意或鄙视，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分配资源。

然而，基于种族、性别或者国籍来判断那些“不受欢迎”的人是否有罪并区别对待，其实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进行两方面的比较对于理解这个问题很有帮助：一个就是要区分普通的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如基地组织），另外一个就是基于恐怖主义问题，对待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的不同态度。下面我单独将这个问题作为政策性问题而非法律性问题来进行阐述。

对于普通的犯罪，这里有例子可以说明，由于拉美后裔非常喜欢酒后飙车，由此造成的事故也很多，警方经常大肆通缉和追捕这些人。我认为，这种根据种族特性采取措施的做法对于降低犯罪率没有什么作用。原因就在于那些从事无害犯罪的人的正向供给弹性，无受害人犯罪是指从事因需求而产生的禁用的药品买卖服务的活动。如果一类供应商被迫停产，那么就给其他商家提供了生存空间。正如贝克尔所提到的，在执法层面上的财政预算是固定的，属于拉美后裔的毒贩提高的被捕概率可以被一些降低的风险抵消，这部分风险是针对运送毒品的非拉美后裔的，他们的风险降低了，就会很快取代拉美后裔的位置成为主要的大毒贩。这些非法工作者的种族构成可以通过差别对待的方法加以改变，但是犯罪率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由于语言和人脉的缘故，拉美后裔更加擅长贩毒。

关于恐怖主义，我们同样可以考虑一个类似的替代效应，尽管这种效应的作用不是很明显。假设用在机场监控的预算是固定的，在固定的额度内重新分配资金，会监控更多长得像伊斯兰教徒的人，而不是监控所有的飞机乘客。越来越少的乘客接受监控，就会诱使恐怖集团更加注重利用那些年轻的女性伊斯兰教徒（比如以色列发生的自杀性袭击）、年长的伊斯兰教徒以及那些看起来不像伊斯兰教徒的年轻人，这些人都不容易被逮捕。恐怖袭击者的供给弹性不如毒贩的弹性大，但却是正向的，而且会削弱根据相貌等种族特征进行处置的政策的效力。一个类似的分析反对将美国的反恐资源过度集中在保护纽约和华盛顿上，因为恐怖分子还会有其他的攻击目标。

通过乘客相貌进行检测所获得的益处或许不大，但是如果美国公民也是伊斯兰教徒，那成本就大了。单单因为种族、宗教和国籍被独立出来的人群会很不满，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如果他们对敌对国存在很强的民族归属感，那么他们对美国就不会那么忠诚了。美国反恐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防止有伊斯兰教信仰的美国公民和属于中东种族的美国公民产生不满情绪。但是这种目的会被因种族特性而差别对待的方法所破坏。我不认为从成本角度对那些群体进行补偿可以改善这个问题，事实上，这样做就正好凸显了他们与同胞的不同之处。（也有一种言论反对给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提供补偿。）

这种区别对待方式的效用因放宽贝克尔之前提到的固定的安全预算的假设而遭到破坏。通过加大机场安检的投资力度，就可以仔细监控每一个人。我怀疑最优化的政策应该是更加严格检查更多属于中东种族的美国居民或者穆斯林，但是同样检查其他人就可以使那些被怀疑者感到没有受到歧视，这样的话，那些有可能从事恐怖行动的群体就会被制止。

关于处置非美国公民的办法，我有不同的观点。那些非美国公民不会对美国有多忠诚，所以说根据种族的相貌等特征将其孤立出来，这样做不是很明智。没有一个外国人希望受到和美国居民同等的处置。

波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