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之死
高敬德之死，暴露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隐忧：在保护艾滋病人隐私权的名义下，法律对公开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的防控产生负面影响，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责任编辑：杨继斌 实习生 徐丽
高敬德之死，暴露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隐忧：在保护艾滋病人隐私权的名义下，法律对公开艾滋病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的防控产生负面影响，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绝无仅有”的病人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高敬德很可能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死后公布其死因的人。
2011年10月26日上午，在远离市区的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中国药品打假第一人”高敬德孤独离世。
和任何一位艾滋病人的去世一样，官方起初试图低调应对此事。然而，高的公众人物身份使得这种努力失败。由于生前从事药品打假，高敬德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媒体开始质疑其“非正常死亡”。舆论压力之下，官方最终公布了高敬德的真实病情。
事实上，由官方通过权威媒体公布艾滋病感染者死讯，高敬德很可能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
低调背后拆射出中国应对艾滋病的尴尬——根据中国5年前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擅自公开艾滋病病人的信息，否则将面临处罚。
按照业内人士的通常理解，这一禁止性条款同样适用于死去的艾滋病人。
高敬德生前以医药打假为人所知。2011 年6 月13 日，他与“售假者”签订了用以“私了”的《协商意见》。图为高手持协议书。 （王海东/图）
然而，综观高敬德之死，不难发现一个由来已久的隐忧：在保护病人隐私权名义下，法律对相关信息的禁止性条款及实践中的封闭性运作，正对全社会的艾滋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更多人可能因此受害。
高敬德确诊患艾滋病是在其死亡前五天。此前，身体已经出状况高敬德曾赴北京“打假”，发病之后，应其本人要求，高被上海驻京办人员送回上海。当地政府先将其送至户口所在地的一所二级医院治疗。因高对该医院不信任，又将其转至隶属海军的上海411医院。在发现高敬德高烧不退等可疑症状后，411医院呼吸科对其进行了两次HIV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在告知高敬德本人并征得同意后，遂于10月21日中午转入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5天后即告不治。
上海市艾滋病诊疗中心位于上海市传染病总院院内，属于该院的第11病区。该病区分为污染区、洁净区和半污染区，各区之间泾渭分明，医务人员与病人需分乘不同的电梯。11月11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这里时，发现尽管官方已公布消息，但医务人员对高患艾滋病一事仍讳莫如深。
有迹象表明，高敬德似乎很早就已知晓自己身患艾滋病，他甚至成功地预测到了自己的死期。据其所居住的小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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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上官兰雪
高晚期步履蹒跚，很可能患有“隐球菌脑膜炎”，这个疾病影响了他的行为能力和判断能力；HIV感染者在免疫状况慢慢降低的情况下患结核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得多，除了肺结核以外，还可能患上“骨结核”、“肠结核”等。所以知道感染状况后需要及时进行机会性感染治疗和抗HIV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国家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