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改革中被制度掩盖的人
代议制的核心，本在于选举人和选举出来的人。若人的本身没有改变，不能与制度“同化”，一切制度的更新，也都可能流于形式。反之，则如梁启超所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国家。
责任编辑：蔡军剑 实习生 赵若达
近代很多改革和革命，虽在在反映出“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却相对忽视了“社会人心”本身的“内在活力”
一位小女孩被汽车两次碾压的事例，引起很多人的悲愤、议论和反思。最常见的，是探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一般的说法，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而道德是高线；定制度者不能把人想得太好，故当由低处着手。不过，老话也说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我的感觉，这些思考和言说背后，实隐伏着制度与人之间那不无紧张（tension）的关联。
今人常说中国人缺乏法制观念，恐怕多是以其心目中某种特定的“法制”概念来反观中国现象，或有食洋不化之嫌。君不见戊戌维新时康有为就呼吁，要从根本上一举改变中国的“大经大法”；而当时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则动辄曰新法“有违祖制”。双方关注的重心，恰是法与制，以及法制基础上的法治。根本是当时“变法”一语的产生，并被后人用以概括那次失败的改革，都体现了强有力的法制观念。据钱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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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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