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专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

■编者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宗教政策日益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不仅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宗教工作史。现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在迄今长达13年的时间内，担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的最高行政官员，亲历了执政党破解宗教与社会主义难题的重要进程。联系到胡锦涛主席去年底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以及近年来宗教领域内的若干热点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叶小文先生。

群众性就是人多，全世界“五个人中四个人信教”，中国有多少人信教？你问我，我只能引用周恩来的教导，说“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
“是不是将来达赖死了要管？”当然要管，国家宗教事务局要管，中央政府要管，规规矩矩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看湖，秘访，遗物辨认，然后选出三个候选灵童，报中央政府批准，金瓶掣签。这些法规条文，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央政府在达赖转世问题上的主导权。
美国国会授予达赖什么金奖，我认为是一场闹剧，达赖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唱的是分裂中国的戏，叫嚣的是“西藏独立”的戏。他自己分量不足，就从洋人那里讨一个奖章，为自己增加分量。
我们和梵蒂冈的冲突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早在中国解放之际，他们就煽动中国教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让教徒在党与教之间进行选择，“有教无党，有党无教”。
美国政界人物以炒作宗教问题拉升民意支持率的行为，福音化中国的百年梦想，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差异，使得宗教问题已经溢出了传统的外交渠道，成为目前中美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
韩国基督教的渗透，我们就很头疼。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了。
绝对不能搞 “宗教搭台，经济唱戏”。有的商人有了钱就修庙，又不懂规矩，修的那个庙啊，一堆钢筋水泥整在那里，不但人不愿意进去，菩萨都不愿意进去，那是庙么？炸也不能炸。

2008年3月10日，北京，宗教界委员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图/殷楠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南方周末：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与包括有神论在内的一切唯心论是对立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不信神”的执政党是怎样破解宗教与社会主义难题的？
    叶小文：邓小平曾跟十世班禅说过一段话：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至于说，怎样既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又防止“同社会主义同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宗教方面搞狂热”？这个问题，小平同志没有说，难题留给了后人。
    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紧密结合，社会主义与宗教问题这个难题被出色地破解了。13年来，我正好有机会在宗教局局长的岗位上，亲历了这一难题的破解过程。我们在执政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一整套基本观点、基本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并且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理论，我们国家宗教局党组把它叫做“社会主义的宗教论”。
    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就是宗教问题的怎么看，怎么办。
    怎么看，概括地说，就是“三性”：长期性、群众性、特殊性。“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邓小平请胡耀邦同志认真调查研究，将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基本观点、基本政策整明白，要拨乱反正。胡耀邦带人调研了很久，1982年，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该文件系统总结了建国后对待宗教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那种认为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者其他行政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的，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
    2001年，中央召开建党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宗教工作的会议，由总书记代表中央做了讲话。头一天，江泽民同志请锦涛同志，还有兆国、延东同志，以及王沪宁和我，到勤政殿，对讲话研究了半天，其中一段我印象深刻。他对我说，我们也要研究宗教的积极作用，小文你查一查，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积极作用都讲了什么话？我赶紧查。查了，我说，哎呀，他们没怎么正面讲，他们说宗教是一个花朵，但是它是“锁链上的花朵”。江泽民同志说，他们没讲，我们自己讲。怎么讲呢？我看可以从宗教的群众性讲进去嘛。我们现在可以从《江泽民文选》中那篇《论宗教问题》的文章看到，讲话既肯定了宗教的积极作用，又指出宗教的消极作用。我们说，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第二天，江泽民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宗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