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与粉碎“四人帮”

叶帅确实打心里很钦佩华国锋的胆略。对华国锋主持解决“四人帮”，叶帅充满信心。其实只要是稍微有点党性良知的人，都会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何况华国锋呢？！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如今都已垂垂老矣！回首这场席卷了中国大地每个角落，震撼了世界的政治风暴时，不同境遇、不同立场的人，都会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深思。但无论当年的境遇和立场如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今仍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正因为如此，粉碎“四人帮”，终结“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有一个历史过程，是我党和全国人民，与“中央文革小组”及“四人帮”长期斗争的历史的继续和终结。在这场斗争中，大批革命元勋、志士仁人，还有众多无名烈士、党员和人民群众壮烈牺牲；也有不少人因为极“左”狂潮中的盲动而丧命，特别是那些青年学生。对前者，我们痛悼；对后者，我们痛惜！这一场付出血的代价、血的洗礼的政治风暴，留给我们太多反省与深思。

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北京市民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 （采自《“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图）

首场较量

就拿我的经历来说吧，这场内乱刚刚发动之时，我也被极左思潮弄得昏头转向，与世浮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造反派疯狂地打、砸、抢、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党乱军，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捍卫党的领导，反对造反派冲击党、政、军，他们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令我开始对极左行径有了怀疑，逐步深化了认识。这种抗争，同样教育和启迪了我党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及领导者，使他们逐步认识到“文革”将要带来的劫难，从而奋起抗争，坚决与“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展开激烈的斗争。所谓“二月逆流”，就是这场斗争的首场较量，其核心是老同志们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搞这场“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和人民军队的问题。

这个核心问题，始终贯穿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记得在“大闹怀仁堂”会议之前，叶帅在政治局会议上当面质问陈伯达，说：“老夫子，你是大理论家，我们是文盲、白丁，上海夺权要成立人民公社，那还要不要党的领导？政体改变了，国体是不是也要改？”叶帅随后当面向毛主席报告了他与陈伯达干了一仗的情况，毛主席接受了叶帅的意见，后来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让上海把人民公社的牌子取下来。“大闹怀仁堂”事件，老同志们同声谴责“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倒行逆施，启迪人们去认识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庐山会议的复杂方面

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那场政治风波，我觉得应看到其复杂的方面。一方面是林彪等人因“中央文革”对他们所掌控的权力造成威胁，来个“清君侧”，翦除异己，这是无法翻案的；另一方面，也的确有众多的中央委员，特别是老干部们，如最具代表性的陈毅老总等，完全是出于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伙祸国殃民的不满而奋起声讨。还有三位上将，上书毛主席要求处理“中央文革小组”，幸亏周总理冒着风险，机智地保护了他们。庐山会议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确实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中央委员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倒行逆施同仇敌忾之故，绝不是上了林彪等的当、被煽动起来的。那个著名“简报”的负责人李雪峰等，最终不也证明他们并非与林彪为伍而得到了平反吗？可见庐山会议有其复杂的另一面。

庐山会议，林彪打错了算盘，以为利用大多数中央委员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挟势可以令毛主席就范，却适得其反，引发了毛主席对林彪一伙的高度警惕，下决心要清除他们。他在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