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主席啊卡主席绿皮书啊绿皮书

生活在卡扎菲时代,利比亚作家似乎必须面临选择:“迷人先生”和“杀人上校”,你总得面对一个。

责任编辑:袁蕾 实习生 杨海泉

“人在集体暴虐起来时,是多么凶狠啊!那简直就是汹涌的洪水,对挡在它面前的人毫不怜悯,毫不留情……个人的暴虐是暴虐中最容易对付的一种,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只是一个人,集体可以除掉他,甚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用某种手段也可以除掉他。至于集体的暴虐,那可是最厉害的一种暴虐——谁能阻挡滚滚的洪流?”

上校卡扎菲似乎早就做好了被滚滚洪流“除掉”的准备,1990年代初,他在自己的小说《逃往火狱》的开头这样写道。

至于整篇小说,则几乎预言了正在利比亚发生的那场革命——一个贝都因人曾被群众“扛在肩上”,就像他们曾经扛起罗伯斯庇尔和墨索里尼那样;后来又被这些人穷追不舍,他们向他伸出密密麻麻的手:“给我们修一条越海道路!”“为我们主一次婚!”“为我们杀死一条狗!”贝都因人给不了,不得不丢下代表着权势的金盔,一边抱怨着“你们为什么不发给我护照”,一边逃往不需要护照的火狱,任谁也找不到。

作为利比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的名誉主席,在近四十个年头里,卡扎菲将作协演化为自己的文学俱乐部;逮捕、暗杀了数不清的独立作家和艺术家;出版了一套三卷本的政治理论集《绿皮书》——利比亚的“红宝书”,以及一本没几篇小说的小说集。

2011年5月,《北京文学》杂志刊登了包括《逃往火狱》在内的几篇卡扎菲作品。同一个月,一个新的作协在班加西成立。

独裁者卡扎菲和文学界的爱恨情仇,就这么进入人们的视线。

2011年8月22日,利比亚人民在焚烧卡扎菲头像和象征卡扎菲思想的《绿皮书》。 (Adem Altan/东方IC/图)

“迷人先生”

在卡扎菲1969年发动“九一政变”以前的十几年里,利比亚作家们一直期望能够组建起一个文学家联盟。

那正是利比亚文学的好时候。文坛老将阿里·米斯拉提结束了在外漂泊的生涯回国创作,青年作家艾哈迈德·法格海、尤素夫·谢里夫正冉冉升起。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精英主义,各种观念正在利比亚大地错综生长。作家们想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虽然也许他们并不属于同一阵营。

这个想法在伊德里斯一世脆弱的政权下一直无法实现:自从石油经济兴起,商人们组织的贸易协会便与当局开始了永无休止的扯皮。旧政府不愿在贸易协会之外再添一个别的什么协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卡扎菲在这时来了,带来了创建作家协会的新希望。

新政权看起来对文学充满热情。1970年,政府创办了一个崭新的文艺节:的黎波里知识节。在第一届知识节授奖大会上,卡扎菲亲自颁发了短篇小说奖的荣誉证书,获奖者是法格海。

1972年,法格海牵头在班加西举行了一个作家、文学家大会,商讨组建作协的事,卡扎菲也列席其中。会议成立了以法格海为首的预备委员会。预备委员会随即起草了新作协的组织章程。作家们都已准备就绪,政府却直到三年后才给作协颁布了成立许可证。拿到许可证,法格海觉得心头释然,于是前往伦敦工作、求学。

刚刚成立的作协于是由作家阿里·米斯拉提担任主席,卡扎菲则是永久名誉主席。作协由总人民委员会文化部负责运营,每年可以从政府得到一笔不小的拨款,用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营。

作协从组建开始就一直维持着十几个人的工作班子,主要功能是联系作家,组织各类文学活动,开展沙龙、评论会,以及运营一份文学刊物《四季》。作协的正式会员有一千多人,只要不批评政府,不违犯独裁政府的其他言论禁忌,他们的日常写作并不受打扰,但有时难免要被迫接受一些宣传任务——譬如,为利比亚最高领导人、文学爱好者卡扎菲撰写书评,或者歌颂这个并不自由的国度。

事实上,作协一直受到革命委员会的严重控制。革命委员会负责整个国家的出版审查工作,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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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方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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