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与童话

夏健强深信：最最最多两年，爸爸也就回来了。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夏健强的爸爸是卖炸串的，但妈妈从不让他告诉同学们。但后来，他爸夏俊峰卖炸串的事情传遍了全中国。

奶奶总抱怨爸爸不高，1米65的个头，工作不好找，当个保安都不行。但在夏健强心里，老爸是最英俊潇洒的，卖的炸串也是最好吃的，只是偶尔有点凶。

夏健强喜欢爸爸，爸爸手工特别好，会把红色的袜子拆了，编葫芦，编中国结。周末还带他钓鱼、捉蜻蜓。爸爸一根烟就能把鞭炮噼里啪啦点着，妈妈是胆小鬼，鞭炮都不敢放。

夏健强他爸生于1976年，沾了奶奶下乡返城的光，落户“共和国长子”沈阳市。技校毕业后，他进了一家防爆电机厂当车工（而今早已改造成大润发超市），可人生还没上道，就成了浩浩荡荡几千万下岗职工中的一员。

1990年代末，沈阳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下岗，不几年，差距拉开了：混得好的圈地炒房；一般般的有车有房；不如意者如他爸妈，结了婚还住在爷爷奶奶70来平米的回迁房里。

2000年，爸妈有了夏健强。

夏健强把信纸叠成心形，画了三个快活的小人，妈妈让他写：爸爸，要坚持，我们永远爱你。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如果不是2007年，奶奶秀君膝盖骨犯病老往医院跑，爸爸妈妈是绝不肯摆摊当小贩的，他们撂不下这脸。他们宁可轮流去工厂、超市打零工，在劳务市场乌泱乌泱的人群里，萝卜一样被人挑。最终，在一位叔叔送了一辆淘汰的“倒骑驴”自行车、整一个玻璃罩子、上了货以后，炸串摊在家楼下开张了，离夏健强上小学的地方也近，方便接送。摆摊很累，爸爸妈妈每天只能睡三四个钟头。

这工作也危险，最吓人的是蓝制服。一开始爸爸他们弄不清城管、警察、法院什么的，看到穿蓝制服的，便一股脑躲了。往往，哪个摊又被掀了，罚了多少钱，够这帮摆摊的大人唠上大半天的。

城管以外，爸爸妈妈也躲另一种人——儿子的老师。他们怕让老师瞅见了看不起这孩子，怕孩子在班里掉价。这个没落的庸常的工人家庭里，孩子就是一家人生命的光。

夏健强上学放学都有家长接送。爸爸喜欢把儿子举过头，放在肩膀上走回家。夏健强每个周六去少年宫学画画。他的画越来越好看了，总被表扬，还拿过“爽歪歪”之类的许多奖。他画苹果树，红彤彤的苹果让爸爸都想咬上一口。教画画的老师说，你们儿子多有天赋，送他去北京参加全国比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