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编者按：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0年前，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发表了经济学家、党建专家黄苇町的长文《苏共亡党十年 祭》，黄先生提出：“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文章刊发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今天，南方周末刊载作者由不久前在国家行政学院所做同名报告整理而成的新作，对苏共败亡教训作出了更深思考：权力过 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科学、深刻地反思，历史悲剧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当类似“大清洗”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重演，就不能再看成偶然现象。

为什么在一个人才济济，并且是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无产阶级政党内，一个人可以剥夺那么多人革命的权利？为什么有时共产党整起自己人来，比整敌人还狠，而且一意往死里整？

赫鲁晓夫在最后申辩中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开会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来呀！”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

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

赫鲁晓夫会见西方领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勃列日涅夫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

苏共多次面临改革机遇都失之交臂，除思想僵化保守外，更重要的是被利益集团绑架。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两个时间如此贴近、意义全然相反的纪念日。庆祝建党90周年后，紧接着就是苏共亡党20周年。这一荣一辱，一兴一亡，必然成为人们长久不衰的话题。

20年来，对苏共失败原因的探究从未停止，最庞大的研究群体在中国。因为，早年中共就是照苏共模式建立的。1949年后建设社会主义也只能从学苏联开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虽然从毛泽东起，中共一直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突破，但从意识形态到执政方式，两党的相似处仍多于不同处。研究苏共的失 败，也是寻找中共肌体上可能潜伏的“病灶”，因此，也与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同，参与者中不仅有专家学者，还有大量其他职业的党内外人士。这是可贵的忧患 意识。

当前最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联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模式”，脱离、背叛马克思主义，导致苏共的最后垮台。

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和学者，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攻击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例如布热津斯基称大清洗受害者达 “5000万冤魂”，苏联当时人口不足2亿，明显经不起推敲。他们力图通过苏共和苏联覆亡，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错误”，如果不明就里，随之起舞，很容易落入陷阱。

我认为，上面这种政治警觉也可贵，但如果因为西方在斯大林问题上别有用心，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民 主化”、“公开性”，搞乱了人们思想，便认为“反其道而行之”就能长治久安，同样可能误入歧途。况且，把一个执政七十多年、拥有近两千万党员大党的崩溃， 归罪于“两个叛徒”，也有些简单化。

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教训时，曾说过一段极精辟的话：“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 ‘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 显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 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问题出在少数领导人身上，深层原因，还是要从体制机制中去寻找。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悲剧，苏联党和人民，已付出惨痛代价。如果不能从中汲取足够深刻的教训，历史悲剧就无法以历史的进步来补 偿，甚至会重蹈覆辙。改革开放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摆脱斯大林模式或苏式社会主义影响。经历了90年历史风雨的中共，也应能摆脱短期的利害权衡和感情因素 影响，对苏共兴亡进行冷静、科学的反思。

1991年8月21日，苏共解体前的戈尔巴乔夫。 （资料图）

苏共亡党祸根何时种下

如何评价斯大林，是国际共运最大的认识分歧之一。这不奇怪，在人类历史上，做出如此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也犯了如此严重错误的领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残酷的斗争炼就了他坚强的性格。他的名 字，曾象征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及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和稳固，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他创立的苏联式的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并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 族和人民，产生巨大的感召力。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来不断发展完善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纠正其问题和缺陷，而是将其凝固化、神圣化，视 为各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普遍经验”。他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上世纪30年代，为巩固自身权力和维护其发展模式进行的“大清洗”，种下苏共亡党的祸根。最 有力的证明，就是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面对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人们照理应把票投给他的对立面俄共候选人，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 让电视台滚动播放“大清洗”的镜头和纪录片。选举结果表明，人们更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因为几乎每个苏联家庭或其亲属，都有“大清洗”的受害者，几 十年后仍积怨不消。以此攻击俄共，最能激发群众情绪。

传统解释是：苏联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要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颠覆破坏，是客观原因；斯大林高估阶级斗争严重性，把党内认识分歧当作对抗性矛盾，是主观失误。因此我们一直称之为“肃反扩大化”。可随着前苏联档案解密，这一立论被动摇。

第一，“大清洗”不是发生在革命初期阶级斗争尖锐、危及苏维埃政权生存时，而是在苏共执政20年、最后的“富农暴乱”都平息很久以后。被清洗者不是破坏分子或被推翻阶级的成员，而是各行业的党员干部和优秀分子。

第二，清洗对象与党内斗争对象高度吻合，所有曾反对过斯大林的领导人和党员干部，即使后来承认“错误”也无一幸免。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直接指示从 “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成员中“寻找幕后凶手”。特别是1934年党的“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因为只有3名代表投了基洛夫 反对票，却有262名代表投了斯大林的反对票——尽管卡冈诺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