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社会与好的生活

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平台。我们争取这样一个平台既是为社会争取，也是为个人争取。

我想我们是在要争取“好的生活”的前提下讨论“可能的生活”的，即不言而喻，我们是优先考虑要过“好的生活”，过有价值和意义的生活。赵汀阳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叫《论可能生活》，但仅仅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可能生活”，并不足以调动我们的生活意志，成为我们的生活目标。就一个人来说，他只有一个一生，他无法同时度过“各种可能的生活”。所以，我以为“好的生活”比“可能生活”，更能概括我们的生活目标和意愿。先是好的生活，然后才是可能性的问题。而可能性的问题的确很重要。我现在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好的生活何以可能？

人们对何为“好的生活”有不同的理解，而现代人还主张这些不同理解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都是价值平等的，即不同的理解者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主张和追求自己的“好生活”。不过，我现在讲的“好生活”主要是一种为多数人所认可或理解的“好生活”。这种好生活的内外条件也是指适应于大多数人的可能性。亦即，我这里不说很少数的圣徒和英雄的“好生活”，他们可能在任何时代和社会都能成就自己。但大多数人却并不如此，他们想过的好日子，在恶劣的时代和社会里就无法得到保障。

所以，我们要优先考虑争取一个好的社会，或者低一点说：“尚可的社会”。这个“尚可的社会”至少能为它的所有成员的生活提供“基本的好”。所谓“基本的好”，从罗尔斯的观点来引申，主要是指作为公民或社会成员的一些基本权利；能够生存或符合人的身份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或财产；得到承认的一般尊重等。这些“基本的好”应该有一种制度的保障，而不只是统治者的心愿或者话语。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共在的世界，一个互为行为主体，又互为行动对象的世界，我们的行动几乎都会对别人发生影响。所以，我们追求的“好生活”就不应妨碍别人同样的“好生活”，即要让别人的同样觉得好的生活也成为可能。反过来也是一样。要防止让一个人占尽一切好处或让一个利益集团通吃成为可能，因为，这样一种可能会扼杀其他一切可能。我们每个人，不论有多大权力、财富和名望，就都必须遵循一种基本的伦理，遵循一种对所有人平等的法律。

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平台。而我们争取这样一个平台既是为社会争取，也是为个人争取。至于还有许多“好生活”中的积极和富有个性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好”之上还有一些更多更高的“好”，则主要是让不同的个人自己去争取。这样，我们就必须自己规划自己的一生。个人的努力达成“好生活”的条件主要有：一是能力和性格的天赋；二是后天的训练和努力；三是偶然的运气。在这些方面，人人都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必须首先要认清自己：我有些什么？我究竟要什么？我最看重什么？什么东西最能让我感到安顿以至幸福？等等。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着某一方面甚至多方面的不利，并不意味着就得不到“好的生活”——我们可以善加搭配，我们可以调整自己，包括调整自己的期望，调整自己的内心。相反，拥有多方面的优势也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好的生活”——如果他错认了自己或错待了他人。

无论如何，我们也还不能忽视为社会一般所认为的“好”，或者就径直说“权钱名”。尤其是不能忽视“权钱名”的底线，即上面所说的“基本的好”。最好使上面“基本的好”也不缺少，比方说也能过一种像样的物质生活，除非它们和“更高的好”发生非此即彼的冲突。当然，我们同时也应区别“基本”与“更高”之分，让物质基础就是基础，而不要成为上层建筑。

最近有一个印度电影《三个白痴》，里面讲到一个比较功利的大学毕业生查特，向另一个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兰柯打赌，看十年后谁过得更好更成功。结果查特去了美国，十年后事业有成，有了豪宅靓车，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找兰柯，终于在一个山区小学找到了任教的兰柯。查特大快，觉得自己赢了，然而结尾表明，兰柯同时还是一个拥有许多资产和专利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查特又不得不服输了。这结尾像是落入了俗套，但好像也还是带来了安慰，如果兰柯的确就只是一个穷小学教员，又没有像特雷莎修女那样的名望，查特会服输吗？在世人眼里又是谁生活得更好？有一些人，的确做了类似于特雷莎修女那样一心服务穷人的事情的人，只是没有她做的那么多那么好，很可能就是终身默默无闻。一般人也还没有那么超凡脱俗。要超凡脱俗，必须内心十分强大才行。而如果选择一条很少人走，也很有意义的生活道路，那就要自问：我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力量来应对一生的贫困和世人的冷遇？有这样心灵的人就接近于是一个圣者了，是人世间的星。

在过一种“好的生活”的能力中，其实也还包括化解生活中不幸的能力。尽力去争取最好的，但也准备接受最坏的。有时候突然发生的整个社会的灾难，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还好忍受些，而仅仅发生于一两个人身上的灾难，那么这个人就要难以忍受得多——但如果灾难已经对我们发生了，我们就必须承担。因为，一种生命的韧性，不仅在圣者那里存在，在普通人那里，也并不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