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明规则与“潜规则”——透视“特别重大事故”追责惯例
有关官员问责的种种非议，往往是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规则纠缠不清：类似问责界限模糊，处罚理由不透明，地方阳奉阴违，甚或公然违规提拔被问责官员等问题，屡屡出现。
责任编辑：马昌博 李梁 助理编辑 温翠玲
有关官员问责的种种非议，往往是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规则纠缠不清：类似问责界限模糊，处罚理由不透明，地方阳奉阴违，甚或公然违规提拔被问责官员等问题，屡屡出现。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新闻发布会现场。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曾鞠躬致歉，而此次特大事故的问责问题，广受关注。 （CFP/图）
官员问责有无“死亡35人”定律？
答案是没有。
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近年来多起事故死亡人数恰好为35 人，而铁道部最初公布死亡人数也是35人。其实，网友所列的事故案例，有一半死亡人数并非35 人（但多数多于35人），“35人”也并非问责官员的标准。
事实是，官员就算要做手脚，也会做在30 个或10 个上，而不是35个。
按照2007 年国务院出台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30 人以上死亡的事故，构成“特别重大事故”；此外，100 人以上重伤，或者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也构成“特别重大事故”。1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则可定为“重大事故”。
2009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规定问责官员的7 种情形，其中就包括发生特别重大事故，或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特别重大事故”，近年来基本上都由国务院调查组负责调查。“重大事故”则往往权归地方，比如2010 年7 月南京市栖霞区发生的地下丙烯管道泄漏爆燃事故，造成22 人死亡。虽震惊全国，但调查由江苏省政府负责。
可见，死亡人数影响事故等级定性，并可能“惊动中央”，导致官员被严厉问责。由此公众难免担心死亡数字瞒报漏报，而以往事实表明，瞒报并不罕见。
事实上，有关官员问责的种种非议，往往是因为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纠缠不清：类似问责界限模糊，处罚理由不透明，地方阳奉阴违，甚或公然违规提拔被问责官员等问题，屡屡出现，甚至中央部委，亦无可奈何。
“临时工”受刑罚，官员背党纪
问责则往往在事故发生之始就已启动，比如“就地免职”，往往被看作平息民愤之举。
在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发生的第二天，铁道部党组就决定，对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予以免职，并进行调查。
这不是最终的结果，一些官员随后可能被作党纪、政纪处分，有的人甚至被追究刑责——对相关责任
登录后获取更多权限
网络编辑：王茜
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