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长跨海大桥北引桥偷工减料？

　　虽然连日来各部门反复澄清，但新年伊始，一则杭州湾跨海大桥引桥北接线工程可能偷工减料的新闻，还是让这座世界上在建最长的跨海大桥卷入了一场质量风波。
　　
　　

两篇截然相反的报道
　　偷工减料争议最早由一则舆论监督报道引起。
　　1月8日，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的一则报道称，一名叫毛履平的小包工头反映，杭州湾跨海大桥北接线工程52号桥出现质量问题。毛履平本人，正是“问题桥”下部结构的具体施工者。
　　毛履平举报的内容有三：一是该桥承台下面的垫层不符合要求；二是立柱钢筋外露；第三，该桥4个桥台每个都缺20根“25厘米的加强钢筋”。
　　浙江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设计图纸显示，争议桥所在的这段路程，正是杭州湾大桥与沪杭高速的衔接段。一旦建成使用，正是车流量最大的地方。
　　报道引用权威专家的说法称，若举报属实，“严重的话，说不定立柱开裂，桥头开裂，受到不均匀沉降整个桥容易垮掉”。报道称，毛履平曾向浙江省交通厅质检站举报。但举报后，他曾遭到施工方派出的摩托车杀手的生命威胁，经周旋后，才从小路逃生。而浙江省交通厅质检站监督科科长陈爱国证实，举报的前两个问题确实存在，只是第三个少钢筋问题与事实有出入。
　　由于中国新闻社多向海外华文媒体供稿，报道刊发后，引起海内外华人关注。
　　1月10 日，与浙江相邻的驻安徽某新闻单位跨省采访，刊登了一则与此截然相反的报道，其中说。在质检部门和监理方、业主方等监管下，北接线工程与大桥主桥两个工程均进展顺利，工程质量合乎设计要求。另外报道还指出中新社的报道中存在把25毫米钢筋误写成了25厘米等问题。
　　孰是孰非，一时顿成迷雾。
　　
　　

政府监理部门的说法
　　“我们确实接到了举报。”嘉兴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严凤翔说，“但目前尚未发现原则性的质量问题。”他所在的单位，正是北接线工程质量监督的直接负责方。
　　严凤翔说，关于毛履平举报的问题，嘉兴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已在2006年12月12日发给毛履平本人的《关于杭州湾大桥北接线工程合同举报事宜调查情况的反馈》中予以解答，没有新的意见。
　　这份“情况反馈”承认，毛履平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基本属实，但没有原则性问题。第二项所说的立柱有修补情况也基本属实，但其仅为外观缺陷，也无实质性危险。
　　毛履平举报的第三项———“桥台上全部少钢筋”是实质性问题。严凤翔说，他们也很重视。站里的人曾根据毛履平的指点去现场检测，随机抽取了零号桥台左幅盖梁，凿开了一部分混凝土，检查是否有钢筋。
　　检查的确发现了问题，本该为上下位置的钢筋，现成了左右并排，但“至少凿开的那根钢筋仍在，并不是他所说的一根都没有”。
　　至于钢筋移位的问题，严凤翔说，“我们已经请施工单位就其具体影响提交报告，不过目前还没拿到。”
　　但毛履平否认自己当时在场，“他们检查第三项的时候，根本没通知我。”毛履平说，钢筋没放，是他亲眼所见，“我愿意为自己所说的负一切法律责任，掉脑袋都可以。”
　　工程的业主方———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施国良则说，他对检验过程无法报以绝对的信任，“当时是随机敲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查实”。嘉兴交投公司占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10％的股份，其全资设立的子公司嘉兴市杭州湾大桥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正是杭州湾跨海大桥北接线工程的业主方。
　　施国良说，作为业主方，他和举报者毛履平属于天然同盟，“我们和施工方才可能是对立方。”
　　施国良现在正联系毛履平。找到了毛履平，他才能进一步核实情况。
　　
　　

举报者东躲西藏
　　但此时的毛履平似乎对施工方和业主方都已失去信心。
　　几天来，他东躲西藏，变得异常敏感。除了中新社的记者，他不肯告诉任何人他的居住地点。对任何陌生人，他都心存警惕。接到陌生电话时，他总是小心翼翼，再三核实后才揿下接听键。
　　“你们千万不能把我的电话告诉他们啊。”采访每隔数分钟，毛履平就反复请求记者保密，不能“出卖”他，“他们要是找到我，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毛履平说，对承包工程，他后悔莫及。这个工程不仅让他亏了6万元，因为举报还差点搭上了他的命。
　　47岁的黑龙江鹤岗农民毛履平，初中毕业后生活一直风平浪静。后来学了一身厨艺，到了中铁四局承包工地烧饭。他介入工程承包，和工友叶利山(音)有关。 2006年初，叶利山邀他合伙，一起向和施工方项目部签有劳务合同的王国强承包项目，“王国强跟我们说有280多万元的工程量，可以干一年”。
　　与王国强订下口头协议后，毛履平借钱买来了浇模所需的模板和木方。这些钱，分别来自他的父亲、前妻和现在上海做清洁工的女友。材料费和工人的工资加起来，他差不多垫了12万元。但是王国强付给他的只有6万多元，“这不是坑我么？”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属实，他提供了一份2006年10月王国强确认的一份《内部结算清单》，清单显示，王国强承包队下属毛履平作业队总产值76978元，扣除项目部扣款后，实际应支付65156元。
　　毛履平怀疑这个圈套早已下好。依据是，在施工工程的结算中，他和项目部一直不能发生财务上的直接接触。每次完工，他都只能与王国强记账，而王国强则从项目部拿钱。
　　毛履平说，后来他从曾在工地上干过的小工那里得知。他这样的冤大头并不少，“前面一个就是亏了8万才走的”。得知前任亏损的消息后，毛履平坐不住了，“我找到他们问怎么办，他们就说，‘人家都是这个价格，你不干你走’。叶利山能跑，可我买了那么多东西，没法丢啊。”
　　
　　

工程中的劳务分包
　　毛履平认为，造成他赔钱的原因，和杭州湾大桥北接线工程中存在的层层分包有关。“工地上到处是承包队，我知道的至少就有13个，都是个人借了公司的资质，私人承包的。”毛履平说，他的上家王国强就是这样一个承包队的队长。
　　一份抬头为“杭州湾大桥北接线第一合同段下部结构及箱涵工程·王国强”的劳务合同显示，合同双方实行“综合包干单价制”，甲方把杭州湾大桥北接线第一合同段以一口价将工程分包给乙方浙江强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他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负，“甲方指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检负责人现场施工负责人共4人执行合同，乙方则指定王国强执行”。
　　“强盛公司是王国强借的牌子。他签了合同后，根本没认真履行。”毛履平说。比如，合同的第“8.2.10”条规定，“乙方不得将本合同工程转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或者将本合同工程肢解之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第“8.2.4”条规定，乙方应派驻“适应工程需要的各类熟练技工、半熟练技工和普通工”。
　　但显然，王国强并没有遵守这些条款，而是将自己的劳务二次发包给了若干个和毛履平相似的小包工头。小包工头们则在开工前临时雇用农民工。
　　毛履平说，对这些情况，中铁四局一公司的项目部经理和监理等人肯定清楚。证据是，他在建设过程中曾多次与这些人接触过，但他们明知这一情况却无一人指出。
　　没有专业人员的结果，导致工程施工中出现了一些低级错误。一份现场施工员谭华签名的说明显示，2006年4月28日，5号桥3号桥台由于标高出错，就曾一度造成返工。
　　
　　

对低标中标工程的担忧
　　与毛履平相比，施国良更担心的是工程由于低标中标可能埋下的安全隐患。
　　施国良说，毛履平举报的是杭州湾跨海大桥北接线工程第一合同段，该段的中标价格约为1.5亿元左右。
　　“这样的价格偏低，比成本价少了近2500万元。”施国良说，而按照逻辑，亏本的买卖肯定没人要做，这不能不让他关心质量问题。
　　但低标中标却是目前全国工程建筑市场的普遍现象。由于招标文件只规定了工程要有合理的中标价，但何谓“合理”却没有量化标准，“有上限无下限”的结果是，现在的中标价，往往比定价低了20％到25％。而合理的降幅，应为10％到15％左右。
　　施国良说，低标中标的后果，可能会让“往往不该发生的事容易发生。在亏本的情况下，他更有动机”。
　　由于无法参与实际的监理工作，施国良承认他对工程质量无法绝对信任。更重要的是，这次毛履平的举报，事实如此具体，细节上又和设计图纸如此吻合，“他说少了钢筋、在哪个地方，都很具体。钢筋缺少的数量还具体到80根，不参与的人很难知道。”
　　但查实的成本很高，可能涉及到数百万元工程的重建，施国良说他很为难———如果查出问题，他们则可以处罚施工方，“要是严重，还可能构成犯罪”。但如果全部敲开后没有发现问题，业主方可能得付双倍的施工费。
　　他决定先找毛履平当面对质，初步查实后再决定敲还是不敲。“这个事情，敲与不敲都需要慎重。市领导也是这个态度。”施国良说，他们最后会征求设计院专家的意见，“到年底通车前，我们会给出个书面的结论。”
　　最新的消息是，1月15日，交通部质监总站派了4人赴浙江调查。
　　1月16日晚，中新社浙江分社新闻中心副主任常建国说，浙江省交通厅“说明天接我们去看看。我们可能要带毛履平去。让他去指点，查个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