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党外人士从政观察

　　
　　在中国，民主党派的任职问题令人关注。
　　2006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关于巩固和扩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这份文件称，要照顾同盟者利益。
　　外界有观点认为，“照顾同盟者利益”是近年来首次提出。
　　事实上，这一政策还没有在更高层次上发酵，但岁末年初，京沪两地同时有关于党外人士任职的新闻发出，还是一个政治信号。
　　本报记者采访有关人士，希望能为读者还原一个独特政治群落的从政轨迹。
　　
　　

“‘照顾’党外干部符合执政党利益”
　　2007年元旦前一周，北京市委党校，一批中共党外干部集中接受一个星期的岗前培训。
　　给他们讲课的有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和党校教师，内容包括北京市“十一五规划”，以及半天的和谐社会理论报告等。
　　这些中共党外干部进入政府实职序列，得益于北京市不久前结束的公开选拔副局级干部活动。
　　42岁的王荣彬是幸运者，目前，他已开始到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班，成为该委员会惟一非中共身份的副主任。
　　在2006年的公开选拔中，此前负责民盟中央信息中心工作的王荣彬等8名非中共干部脱颖而出。
　　这次公选一开始就受到关注：16个岗位公开招聘，其中的10个岗位要求参选者必须是非中共党员。
　　如此大幅度对党外人士倾斜在近年来还属少见。
　　此次公开选拔在一周时间里就吸引了694人报名，近一半属自荐参与，媒体用“火爆”形容报名现场的气氛。
　　王荣彬说自己是“组织(民盟)推荐”的，“民盟中央非常关注这次公选”。此次公选，其他民主党派也非常重视。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情况汇报》称，他们得知公选消息后，马上对党内副处级以上人员进行了筛选，推荐了11人报名，是“所有民主党派中报名最多的”。
　　笔试、面试过后，有26人进入职位考察，其中14人获得任命，8名党外干部中有5位为民主党派人士，除民盟的王荣彬外，民进、民建也各有一人入选；九三学社有两人。
　　2006年10月，《北京日报》消息称，全市有局级党外领导干部98名，处级领导干部2064名，党外代表人士的实职安排“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如果从大的背景看，2005年颁布的公务员法，将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也列为公务员。自上世纪50年代起，民主党派机构从人事到经费开始逐渐机关化。
　　在九三学社中央顾问洪绂曾看来，“照顾”党外干部也符合执政党的利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健全，有利于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认为，党外干部的一个优点是联系面广，而且“群众愿意和党外人士谈些实事，能反映一些真实情况”。
　　
　　

从政轨迹
　　1997年，正在武汉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王荣彬经导师介绍，试着填了一张表格，两个月后，他得知自己已经成为民盟盟员。
　　“当时的想法就是多交朋友。”博士后研究结束后，王担任了北京天文馆副馆长，此时王荣彬才接受“入盟教育”，对民盟有了一些了解。
　　在民主党派高度集中的北京，具有博士学位的王荣彬很快就得到重用———担任民盟西城区委副主委，并当选了两届区政协委员———王荣彬由此走上“参政议政”道路。
　　尽管当过政协委员，王荣彬仍觉得自己长期做学问，对政府实职“不熟悉”。
　　在北京市这次公选中，原本面向党外人士的市文物局副局长和市工商联副主席职务因“无合适任职人选”出现空缺。
　　对党政机构运行不熟悉，往往是许多党外干部从政的障碍，因此，一些地方先要对拟选拔的党外干部做“政治安排”。
　　2003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无党派人士甄贞被聘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曾在人大担任3年科研处副处长。
　　“有了台阶，才能把她放到一定的位置上。”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说。
　　所谓“政治安排”，主要是指在一些政治组织或者群众团体中担任一定职务，比如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或被聘任为政府参事、文史馆馆员等。
　　王佐书认为，“政治安排目的之一是为了全面培养民主党派干部，其中最优秀者可安排实职。”
　　王佐书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之前他曾担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省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
　　
　　

如何培训党外干部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说，对党外干部的选拔任用要与整个党政干部人事制度衔接———除了选拔和任用渠道，还包括后备干部的培养。
　　民主党派内部以及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统战部门都建有专门的“后备干部人才库”。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情况汇报》称，他们“建立担任副处级以上和副局级以上人员信息库，为及时向政府部门推荐实职做好了准备”。
　　“六年来培训150多万人次，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甄小英说。
　　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担任党组书记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被称为民主党派的“中央党校”，用于培训党外干部。
　　甄小英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会定期开办“进修班”和“培训班”，“培训班”一般为3个月，一个月学习基本理论，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其余两个月学习“重点特色课”，包括“三论”———统战理论。中外政党制度理论和参政党建设理论；“两史”———多党合作史和民主党派史；“两观”———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宗教观。
　　此外，甄小英说，近年来他们加大了能力培训力度，开设领导艺术、行政管理等课程。
　　2005年“中央5号文件”提出，“把选拔任用党外干部纳入干部队伍建设、人才工作的总规划”，“各级后备干部队伍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
　　北京市每年选派10余名党外代表人士到区级政府部门、街道、企业挂职锻炼，并将其“纳入全市党政干部挂职锻炼的统一渠道”。
　　挂职既是对实践能力的锻炼，也是对从政履历的完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部门考察人才的重要因素。
　　
　　

党外人士为何少有正职
　　“以前经常不是没有渠道，而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用。”甄小英说。
　　负责向中央部门推荐人才的中央统战部四局原副局长胡治安，也一度感觉“缺人”。1990年民盟委员端木正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时年70岁。
　　与“政治安排”相比，担任政府和司法机构实职，是更深层次的政治参与。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将各党发展范围进行重点分工。1983年又进一步重申，比如民建在经济界，民盟在文教界，九三学社在科学技术界。属重点分工范围的一般占70％左右，可以有30％的交叉空间。
　　这些重点分工领域基本也是对民主人士实职安排的重点范围。
　　九三学社原副主席洪绂曾1989年起担任两届农业部副部长，分管的工作是科技、教育、环保能源和农村区划。
　　“党外干部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党组织(执政党党组织)。”在中央统战部四局原副局长、从事统战工作20多年的胡治安看来，党政关系一直是困扰党外干部实职安排的体制问题———包括党内干部之间也如此，这也是党外干部极少安排正职的因素之一。
　　“原则上可以当正职。(但)在这个体制下，很不方便。”
　　党委领导和集体领导是党政机关的两个原则性规定，王佐书曾任哈尔滨师范大学校长：“在重大问题上，党委书记会与我先沟通，然后再召开党委会议。”而担任副省长后，作为副职，“要接受省委和省长的领导”。
　　“民主党派可能业务搞得非常好，但他们不像中共干部那样有丰富的基层领导经验，这方面还需要学习，不但要有政治头脑，还要有哲学思维。”洪绂曾说。
　　2005年颁布的“中央5号文件”提出，“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此举被解读为具有“破冰意义”。此次上海媒体报道，“符合条件的党外干部可以担任政府部门领导班子的正职。”
　　此前民主党派一般安排副职，有人士透露，民主党派对此曾“有点意见”。
　　考察民主党派从政过程，会发现“副职晋升”的规律，也就是说从下一级副职直接升任上一级副职。
　　洪绂曾说，担任正职的干部，对政策理论水平要求很高，做业务出身的党外干部缺少相应的“台阶”。
　　
　　

党外人士竞争也很激烈
　　从副部长退下来之后，洪绂曾感受到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高层领导人更希望听到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过去是机关准备稿子，现在主席的讲话稿都要大家讨论，不要说一样的话，要帮主席怎么去贯彻中央的政策，怎么提出新的思路。”洪绂曾说。
　　竞争体现在“谁的提案被中央采纳的多”，也体现在“实职安排的数量”。
　　“以前党外干部多由组织来安排，现在有专门的渠道，有才干的人可以脱颖而出。多几个副省长，证明你这个党实力增强了，我们也引以为荣。”
　　也有人说，民主党派有时让人觉得更像一个学术团体，而不是政治性组织。
　　洪绂曾认为，民主党派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确实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参政议政水平不高，人云亦云，缺乏主见。”
　　2006年7月，全国第20次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提出要“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培养教育”，“加大对重点人物培养的力度，下大力气培养出一批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党外干部对整个干部队伍的结构尤为重要，和一般干部相比，他们身上更要体现“代表性”，王佐书说，“家庭背景、老中青、知识结构、地区等都要有代表性，在党派内部，在统战系统内部中，专业结构中，不同的场合要求有不同的代表性，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代表性。”
　　1998年，王佐书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在该省六个党派主委中，“我年龄比较小。”
　　
　　

一些人曾追求加入共产党
　　1989年的14号文件提出：“对已在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人士，要求加入我党的，应加以劝说，在其任职期间，不吸收他们入党。”
　　在那个年代，加入共产党是许多民主党派人士政治上的追求。
　　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兼具中共身份曾是争议焦点。“一般而言，我们不接纳中共党员加入民主党派。”洪绂曾说。反过来，如果民主党派成员加入中共，那也是因为“工作需要”。
　　一般在人民政协中，交叉党员(既是中共党员又是民主党派党员)按民主党派成员对待(在计算委员常委中中共和非中共比例时)；而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不能作为“非中共人士”安排。
　　民进旧版网站显示，该党中，中共交叉党员占4.8％。
　　从公开资料看，原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原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现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都是中共党员。
　　现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1995年加入九三学社，1997年加入共产党。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既是民建成员也是中共党员。
　　在新政权建立之前，历史上许多民主党派内部都有中共地下党员，比如沙千里、胡愈之、郭沫若……1949年之后，也曾有民主党派成员要求入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民革名誉主席宋庆龄，她的入党愿望直到临终前才得以促成。
　　2005年10月26日，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去世。有报道披露他1985年7月1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6年6月，《人民日报》也登载署名回忆文章，称作为民建会员和民族工商业代表的荣毅仁，“他思想上早已入党，不时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很早即被誉为‘红色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