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如果——读于幼军《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

用书本疗伤

我与幼军交往不长，属君子之交。在他2005年7月履新山西主持政府工作之前，我俩素未谋面，却神交已久。他在广东、深圳、湖南多个领导岗位上大刀阔斧、力推改革开放的种种传闻，又让我油生敬意。获悉他调任山西的消息，我喜出望外，期望他能一如既往，敢闯敢干，奋力开拓山西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果不其然，幼军甫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

在两年多时间里，我曾代表省政协参加过几次他主持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在会上征求意见、修改文件时，幼军口问笔改，刨根究底，直到统一认识为止。在2006年1月召开的省第十届人代会上，幼军全票当选为山西省长。那段时间，幼军身居要职，成天风风火火、忙忙碌碌，我虽与他多次谋面，但总没机会坐下来促膝长谈。

2007年8月底，幼军调离山西，好评和挽留之声如潮。半年后，幼军遭遇了从政生涯中最大的波折，但山西的干部群众依然念叨他的好处，我没有听到山西人说他的坏话。接下来两三年，幼军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一个人默默地躲在国家图书馆，安心读书著述。

今年初，幼军复出工作了，我为此由衷高兴。这两三年，他把书本当做疗治精神创伤的良药，埋头读书，潜心著述。“书读进去了，人走出来了”。

2009年4月24日，于幼军在江西九江市共青城祭拜胡耀邦。 （于幼军/供图）

不好写，更难写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不好写，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更难写。会遇到许多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要趟过一个个“雷区”，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和文字功底，更需要作者具有很大的政治理论勇气和智慧艺术。

在该书“后记”中，幼军写到：“务求不囫囵吞枣，不人云亦云，更不去说对不起百姓、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虚假之言。”

对中共创建之初的历史，该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