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胡子、眼睛、鼻子、耳朵及思维方式都不同于我们——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论”

“哈雷大学的数学教授、著名的沃尔夫先生，有一天发表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演讲，赞扬中国人的哲学、那个古老的文明、那个不同于我们的民族——他们的胡子、眼睛、鼻子、耳朵还有他们思维的方式都不同于我们……”——伏尔泰《哲学词典》

《若弗兰夫人的沙龙》，雷蒙尼耶作。孟德斯鸠、卢梭、达朗贝尔、爱尔维修、拉莫等聚精会神，听的是朗读刚刚上演的伏尔泰话剧《中国孤儿》。 （雷蒙尼耶/图）

自整修一新的国家博物馆推出来自德国大型的《启蒙的艺术》展览和与之并行的“对话启蒙”的活动后，有细心的记者指出，国家博物馆里面展览着启蒙的艺术，外面却是象征中国文化的孔子塑像，当年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五四运动难道不是以“打倒孔家店”开始的吗？

但是，不被人们熟知的是，中国对于启蒙时代的影响，其中一场极其富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大辩论，就是由孔子和儒家思想引发的，其影响不仅是对欧洲的启蒙，而且延至今日。

大约三百年前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发表“中国的实用哲学”讲演

1721年初夏的一天，也就是290年前的这个季节，在今天德国东部的哈雷大学贴出一则通知：哈雷大学副校长、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沃尔夫借他卸任大学副校长之际发表“中国的实用哲学”的讲演。消息很快在校园里传开。

哈雷大学成立于1694年，是当时德国三百多个城邦国家中四大著名院校之一，也是当时德国思想最开放、学术最自由的大学——德国第一个女博士产生于哈雷大学，德国第一个黑人大学生也就读于哈雷大学。不难想象这里当然是早期德国启蒙的故乡。哈雷大学以法律、哲学、神学和医学著称，尤其是神学院影响广泛。这是因为德国新教中的一支虔诚派在哈雷开办孤儿院、学校和慈善活动，拥有众多信徒，并且吸引了不少神职人员到此求学。但是，大学里的哲学家和法学家们则力阻神权对世俗生活的过度干预，试图在教规和民法之间划清界限。无论是在大学的图书馆还是在镇上的书店，无论是咖啡馆还是家庭晚宴，到处都能听到他们唇枪舌剑的争论。

1836年，启蒙时代的哈雷大学。

作为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1679—1754)的观点自然举足轻重。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精通数学、哲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和法律。十八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前言中评价沃尔夫是“所有学院派哲学家中最杰出的”，这是因为他在科学上缜密的方法论是基于原则的实证、概念的清晰、证据的无瑕和杜绝任何随意的联想。更重要的，沃尔夫用拉丁语和德语同时著书立说，是他用德语给德国人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不仅哈雷大学，而且当时德国其他的大学所用哲学教科书，都为沃尔夫所著。在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辩论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所有神学的真理都应该像数学一样被准确地证明，否则就不成其为真理。

消息飞速传开的另一个原因是，沃尔夫讲演的标题也很吸引人。十八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航海、探险和殖民贸易，第一次把世界上四大洲紧密联系起来。出版来自他国的见闻是当时的畅销书，使欧洲人大开眼界，同时也使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思考很多至今依然存在的问题，包括文化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启蒙时代第一次提出人类文化虽然各不相同，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同之处大于不同之处，人类应该有属于人性共有的、超越不同文化的普遍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理性、人性、自由和平等。

当时欧洲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在中国的传教士，尤其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了更好地传教布道，他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从利玛窦最早翻译的《四书》、《五经》，到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编著的《中国通史》、《中国》和《中华帝国志》以及《康熙皇帝传》，他们经过二百多年的努力，终于逐渐地把中国介绍给西方，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尤其是耶稣会传教士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敕令编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欧洲引起孔子热。德国十八世纪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看到此书后，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今年巴黎曾发行孔子的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之王者。”他对中国的兴趣，在他的《中国近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莱布尼茨是沃尔夫的老师，是因为他的举荐，沃尔夫才得到哈雷大学数学教授一职，也是因为他的提名，沃尔夫进入德国最高的科学权威机构&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