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走西口”——两位美国记者的中国亲历

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埃文·奥斯诺搭乘国际航班，从北京直飞香港，再转机东京。此前，他只去过日本三次，对那里知之甚少，也不会说日语。他并不准备报道地震的细节，而是打算写写日本人的精神。

埃文长着一张标准的“美国脸”，高挺的鼻梁，微卷的金黄色头发，淡蓝色眼睛。为了让这张“美国脸”看上去不那么显眼，他特意央求中文老师取了一个中文名：欧逸文——他是美国老牌杂志《纽约客》的驻华记者。

抵达东京后，欧逸文找了一家宾馆。在朋友推荐下，联系上一位乐意充当翻译的日本年轻人，两人立刻进入工作状态。

他们先是拜访了两位政府高级顾问，去他们家中及办公室坐了坐，两位顾问都是救灾和核问题处理的负责人。随后采访了一位激进的民间评论人士，他正号召自己的同胞要求政府公布更多核辐射信息。紧接着，与一位第一时间赶到地震现场的日本记者见面，听他回忆地震发生后的最初几分钟。

天色已经擦黑，剩下的几个小时里，欧逸文来到东京电台广播的播音室，看到主持人正在念短信，纪念只有一周岁的罹难婴儿，他已经有自己的名字了，叫Hikari，主持人说，“所有在这一年出生的宝宝，都带着使命，他们是我们的新一代。”这是欧逸文为数不多的落泪瞬间。

不断有人打进电话，相互温暖，彼此慰藉。“此刻，电台就像某种精神的集会地，痛苦、恐惧，还有希望，全都汇聚在一起。”欧逸文说。

他回忆起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9·11”恐怖袭击时，美国社会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袒露无遗，但在日本，他看见的全是美好：没有小偷，没有暴动，秩序井然。日本人告诉他，他们的精神信条里，有一条叫“gaman”，意为隐忍。

2011年3月28日，《余震：一个民族不能承受之重》成为当期《纽约客》头条，封面上，樱花被绘制为辐射物警告符号，背景一片漆黑。欧逸文只用10天就完成了“余震”的写作，这是他用时最短的报道之一。通常，在《纽约客》，一篇报道采访需要3个月时间，深度调查则需要6个月甚至更长。

“许多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很愤怒日本过去对于中国的那段历史，但这次经历让我非常惊讶，在吃苦和为更好的生活抗争方面，中国和日本是如此相似。”欧逸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欧逸文（左）深入中国采访，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他希望在与普通人接触中发现真正的中国。2007年，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徒步旅行，路经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泸定县时，在当地的露天餐馆与陌生人边吃面条边聊天。 （受访者/供图/图）

“中国通信”，始自熊猫

日本之行前一天，乍暖还寒的北京，欧逸文在黄昏时分结束了一场持续三小时的讲座，眼角流露出些许疲惫，但兴奋依然。他快步走进798艺术区露天的一家咖啡馆坐定，就用标准的普通话张罗着：“老板，两杯拿铁。”

马路上车影重重，不时有摩托车、出租车、私家车交错鸣着喇叭，发出刺耳的声响呼啸而过。他扭头看了看，转而淡然一笑：“以前我觉得难以忍受，现在习惯了，感觉这才是中国，嘈杂，但热火朝天。”

比起日本，欧逸文更了解中国。1996年，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政治学，从历史课本中发现了中国的20世纪，“那太精彩了，像一出戏剧”，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走马灯似的渐次登场。他争取到首都师范大学学习半年汉语的机会，想把书本里抽象的黑白故事涂上色彩。

九年后，欧逸文以《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再次来到北京。2008年，他“转会”《纽约客》，成为这本杂志历史上第二位驻华记者。

欧逸文的前任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这就跟美国人叫吉姆、鲍勃一样普遍”，何伟笑着耸耸肩。他今年42岁，深棕色的头发，眼袋很深。因为身形魁梧，曾有搭“顺风车”的北方农民问他：“你是内蒙古人吗？”

2007年，何伟与妻子结束了长达11年的中国生活，在美国“内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安顿下来。何伟的妻子张彤禾是一位美籍华人，供职于《华尔街日报》，曾因《打工女孩》闻名业界，这是一本讲述东莞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孩们工作、生活的书。他们居住的小镇只有一盏红绿灯，没有麦当劳、大型超市，大多数人一天的工作就是放牛。在那里，何伟开始写作关于中国的纪实作品，并打算集结成书。

何伟把回美国称为“去西方”，这也是他一篇《纽约客》文章的标题，他把这次跨国搬家经历写成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