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一说钱学森“万斤亩”公案

叶永烈先生发表在2011年3月3日《南方周末》的文章《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我看了；吴拯修先生发表在2011年3月24日《南方周末》的文章《“客观评价”真的客观吗？——与叶永烈先生商榷》，我也看了。说句老实话，我比较赞同吴拯修先生的观点。

我一点都不怀疑钱学森先生是物理学方面的天才，这有他的贡献为证。尽管他在1956年就开始研究农业高产问题，又在“大跃进”时期写过6篇相关文章，认为亩产万斤完全有可能，但在农业方面，他不是天才。我甚至不客气然而却是客观地说，他在农业方面的常识还比不上我那识字不多的祖父。我承认，钱学森先生也不是空口打哇哇得出的结论，他是精确计算出来的，但不得不承认，这“精确计算”更要人的命！我们经常说“人微言轻”，但钱学森先生是什么人？是物理学界的泰斗，是有着强烈爱国情感的“海归”，他的话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在“大跃进”时期，钱学森先生的关于“万斤亩”的文章和言论，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古代治史，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宗旨：一是春秋笔法，一是为贤者讳。现在看来，我们应该继承的是前者。因为前者体现的是一种秉笔直书的精神，而后者往往会把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神化。叶永烈先生是爱钱学森先生的，但在历史的是非面前，我觉得我们不能有“爱屋及乌”的做法。对于“万斤亩”公案，钱先生至死也没认错，甚至到了1993年，他还论证出亩产十万斤的可能性。我也是爱钱先生的，但对他如此的至死不渝深表遗憾。

我是农村人，在“亩产”方面，我更倾向于相信袁隆平先生，他希望到2015年，我国水稻大面积亩产能达到900公斤。要达到这个目标都不容易，而亩产万斤甚至十万斤，那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听上一辈的人说，我们这里搞“大跃进”的时候，有个不大灵醒的农民当着上面来搞检查的人说，亩产哪里能够达到万斤？你们莫看这丘田里这么多禾，其实是把好多丘田里的禾割下来之后放到这丘田里来的，而且下面还放着禾桶，这才显得禾堆积如山。令人遗憾的是，上一辈的人讲这个事情，不是纪念这个讲了真话的农民，而是要教育我们：千万不要讲真话哪，你们晓得这个人讲了真话后来怎么样了吗？他被批斗了好多回！

上一辈的人还说，1958年在我们这里其实是个好年岁，但不少庄稼就让它们烂在田里没有收，后来就该死了！从1959年到1961年，就饿了三年，饿死了蛮多人。有人在回忆录里这么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说过这么几句话：“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百分之几，就可能亩产几万斤，因此我相信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危机公关”这样的词语，但毛泽东先生却是个中高手，他把很大一部分责任推给钱学森先生，这只是他危机公关中的方法之一。爱钱学森先生的叶永烈先生可能担心人们把矛头指向钱先生，会认为钱先生是“大跃进”的推手。“大跃进”时期饿死了蛮多人，是要有人出来负责，因为这多半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我认为，像上面写到的那个农民之类的人，他是不要负责任的。钱学森先生呢，绝对难辞其咎。不过，他也只是一个“献策者”，只能承担献策者的责任，最大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决策者来承担。

我小的时候，看到我家对面姓刘的人家的正面墙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农业八字方针”：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但农民们一般不相信这些方针，有个人说，上面就是喜欢发命令，某年强制农民栽禾栽“粘粘寸”（株与株的行距与间距都只有一寸），结果是收获了一些稻草，亩产低得可怜。鲁迅先生以中国的农民为例，证明中国的国民有麻木、愚昧的劣根性，这有很中肯的一面，但也显示出了他那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我承认，由于历史的、现实的、教育的原因，农民身上确有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最早真正怀疑“万斤亩”的几乎都是农民或者有着丰富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我们更不要忘了，农村联产责任制最早是由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搞起来的，而中国的改革，又是肇始于农村的。

“大跃进”过去了五十多年，这些年来，你可以经常听到看到一些“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荒唐事情。“大跃进”是过去了，但某些东西却一脉相承。某地一幢楼整体倒了，但事故调查小组下的结论却是“没问题”。我是个门外汉，连我都知道这绝对有问题，怎么调查小组的那些专家却认为“没问题”呢？我相信他们缺乏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常识。像钱学森先生那样的科学家，或者专家，或者掌握了很多社会资源的公众人物，我们对他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要警觉他们好心办坏事，更要警觉他们坏心办坏事（因为与他们的利益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