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为什么要写成钱锺书?

在《浮云般的汉子》一文中，作者说，陈独秀和胡适二人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是前者温和后者激进，认为“仅从‘革命’与‘改良’的标识，就得出陈独秀比胡适更激烈的结论”是一种“落入窠臼”的表现。恰逢前几日我在“中国近代文学史”课上刚刚学过这部分内容，经过一番思考并且请教老师之后，我认为作者的观点有失偏颇。

1917年1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著名的“八事”（即后来的八不主义），虽然确如作者所说“提出的建议几乎全是否定的”，但却仅从文学形式上谋求改变，并未触及内容。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打到与建设并重的“三大主义”，既触及形式又涉及内容，力图从根本上改变文学现状。作者仅仅是从二人的主张是只有否定意见，还是兼顾建设性，就得出是陈温和胡激进的结论，也许过于表面化了吧。传统的意见的确是“窠臼”，但是只依靠表面分析就断然否认也过于草率了吧？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大二 晋良子

编辑回应：

晋良子同学：博览群书、转益多师是好事。

敢于怀疑他人（包括权威专家）是好事。但有时候，怀疑下自己或许也是好的。别人不一定对，自己也有可能不一定对。

如果您有兴趣，建议读读有关陈独秀/胡适方面的史料（不宜只看教科书）。或许您会有跟以往不同的发现！

尊敬的《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2011.3.17.F30版“自由谈”文章《浮云般的汉子》中“今日我们常可看到，不少吁嗟冰雪清高状者，一旦有了‘上进’的机会，其热中往往胜过常人。”这“热中”是否应为“热衷”？随后文章提及钱钟书，“钟”字写成左边是简体金字旁、右边是“重”的这样的一个字。其实大可不必，“钟”字即可。

以上笔者一点意见，望《南方周末》采纳。若有不当之处，望慷慨给予批评。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大二 陈丽琳

编辑回应：

多谢陈丽琳同学来信。如果您在来信之前能翻翻字典，那就更好了。

请读下面一段文字：

钟，繁体为“鍾”、“鐘”二字。“鍾”与“鐘”虽然同音，而不同义。而用同一个新造字“钟”代替，这个“钟”就可能分别是“鍾”或“鐘”的别字。“鍾”是古时的酒器，“鐘”则是一种打击乐器。古时二字或可通用，但区分二字是文字进化的要求。时下，“鍾”多作姓用，也是鍾爱、鍾情之鍾，而“鐘”则指计时器和古典乐器，两者不能混用。故在《辞海》条目中，均须用“（鍾）”以示与“鐘”之区别。本意在于省减，实际是增加了一个字。当世书家很少用“钟”作楷书和别的书体，即在于它形既难写又字义不准确之故。

另外，不知您是否留意到，一些人名如：翁同龢，很少作“翁同和”；更有新出版的图书，胡适作胡適。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如果您有兴趣，建议读读《文字的故事》（唐诺）、《认得几个字》（张大春）。您看完了这两本书，或许会认同作家阿城先生说的：绝大多数拥护简体字的人说出的简化中文字的理由是方便书写，这意味着这部分人将中文字仅视为工具。我认为这是一大盲点，既是盲点，早晚是要吃亏的。……中文字一路发展到现在，本身早已经是一种积淀了，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与发现，这种积淀是一笔财富，一个世界性的大资源。……

不过这些话说来枯燥，还是请你看看上述两本有趣的书啦。如果您看完了，请告诉我们，我们再送上一册书作为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