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议政制度的设计轨迹

人大代表人数过多，高层早就意识到。1979年修改选举法时，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说，代表人数太多了，并不便于代表们充分讨论和决定问题，“形式上看起来很民主，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充分发挥民主”。

1988年3月28日，人大代表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同声音。 （贺延光/图）

坐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三层，只有用望远镜，才能看得清台上人的样子。这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议政现场，近3000名人大代表，2200多名政协委员，以及几千名记者济济一堂。

全国人大和政协，政治属性不同，前者为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后者为统一战线组织，但始终交汇在一起。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承担了临时国会的功能，直至1954年一届人大召开；1959年，政协三届和二届人大先后召开，形成“两会”同步现象。

1977年后，“两会”还与党的会议，从开会时间到议题，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党代会所决定的国家大政方针及人事安排，与隔年年初召开的人代会议题和选举形成呼应。

“党代会——政协——人代会”，勾勒出中国式民主的基本逻辑：党是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与民主党派实现“协商民主”，通过人大完成合法执政程序。

从历史经验来看，“两会”最为“生动活泼”的时候，往往是党内民主最好的时候。

前苏联建议中国尽快召开人代会

“三权鼎立”的议会制一开始就被作为剥削阶级的制度产物而否定。在中国的人大制度下，没有朝野之分，不轮流坐庄。

薄一波曾回忆，1949年初，毛泽东对来访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议会制度在中国彻底丧失威信，从袁世凯、曹锟直至蒋介石的国大均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会建立一个怎样的“新中国”，并没有太多令人意外的地方。毛泽东在当年的多篇文章中，都明确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并直接指明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新中国”的政权建构，基本以前苏联为模板。1949年9月召开具有临时国会功能的政协会议，其中确定的一个目标是通过普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按新政协三年任期，时间大概为1952年底。不过，由于新政协声誉和地位等考虑，中共决定先开第二届政协会议，而把人代会延至3年后。

斯大林则建议中国尽快召开人代会。1952年，他对到访的刘少奇说，没有选举和宪法，新政权会遭到合法性攻击（见中央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