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末代大儒书院梦——马一浮与复性书院
马一浮
楔子：侧身天地更怀古
一个多世纪之前的1905年，也就是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取士，改设新学学堂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一位二十三岁的青年，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孤身一人来到浙江杭州，寄居在西湖边的一所寺庙中。他来杭州，是为了去杭州著名的“文澜阁”藏书楼通读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在西学东渐蔚然成风的历史背景下，此举显得颇为不合时宜。
然而，此人并非不识天下大势的井蛙，也不是因循守旧的陋儒。他年纪轻轻，已经创造了一段常人难以企及的辉煌：1883年，他出身浙江绍兴的诗礼世家，自幼天资过人，学业卓异，十六岁时参加县试一举夺魁，从此名闻乡里（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时与试，都考了三十几名）；随即，他被浙江名绅汤寿潜看中，招为乘龙快婿，抱得美人归；翌年，他到上海改学西学，又很快学有所成，几年后便精通数门外语，和朋友办报宣传西方思想，成为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弄潮儿；1903年，他因英文优异被聘为清政府驻美使馆的职员，到美国圣路易斯市任职，后来又去欧洲游历，沐浴欧风美雨，遍窥西学典籍，甚至开中国人研读马克思主义之先河。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正当文化界期待这位青年才子以更嘹亮的革命号角刷新故国视听时，他却放弃了一切西学上的计划，来到杭州的孤山之畔，推开了文澜阁的大门，重新捧起了落满尘埃的线装古书。一个洋装笔挺的新派青年消失了，许多年后，古老的藏书楼中，走出了一位长须飘然的国学大师、书法名家。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剧变，他在传统儒学的怀抱中新生了。
他原名马浮，字“一浮”，后来遂以字行。从1905年到1937年，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粗茶淡饭，读书练笔，成为他生命的基调。他在杭州寺庙或陋巷的隐居生涯中，把生命的盛年用于对儒学渊深精纯的追求上，因而被后人称为“隐士儒宗”。
一．扶老谈经兵乱后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一浮由儒入道，由道入佛，又由佛返儒，出入三教，吐纳六经，学问日深，书法日精，名声也越来越大。知识界渐渐听说，在杭州有一位会通中西、平章华梵的马一浮，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大儒。苏曼殊、李叔同、丰子恺、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宗白华等许多当时或后来的文化名人都曾向他问学。李叔同的赞语后来一直被人传诵：“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龄，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据说，1918年李叔同的弃世出家，就是受马一浮的影响所致。
然而和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相比，马一浮的生活却异常平静，既没有罗曼史的爱情，也没有卷入任何政治漩涡，甚至从未参与知识界的几次大论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的生活才发生了巨变，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竺可桢和马一浮相识于1936年，那时竺可桢刚出任浙大校长，登门拜访马一浮，请他出山在浙大任教，被拒。1937年，日本侵华，竺可桢再次恳请马一浮出山任教，说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更应当保存命脉，弘扬国学。马一浮觉得，民国以来，非儒疑古思潮盛行，中国文化精神逐渐沦于虚无，而目前这场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大变局，或许正是中国文化复振的一大契机，于是破例同意到浙大担任“特约国学讲师”。
1938年4月，马一浮一行辗转来到浙大临时校址所在的江西泰和。随即，马一浮开始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浙大方面对马一浮的讲座十分重视，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名教授都来听讲。颇出人意料的是，马一浮并没有一开始就一连串“子曰诗云”，他是以这一番话开场的：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且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马一浮接着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者无不叹服。马一浮以他的德操和学养征服了浙大的师生们。
就这样，马一浮在浙大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大学讲学。他的课程时间也十分特别，不按常规分星期，而是固定在每月的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风雨无阻。因为“五”是《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数，马一浮以为能够体现儒家的中庸之义。一个学期后，战火波及赣北，浙大又迁往广西宜山，马一浮在宜山继续了一个学期的讲学。后来这两个学期的讲稿遂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出版，影响了几代学人。
二．春入巴渝草色寒
马一浮并不想在大学久居，他真正向往的是古典式的“书院”。中国的书院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兴起于民间，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都曾在书院讲学，正是体制独立、学术自由、学风淳厚的书院赋予了他们的思想以长久的生命力。晚清以来，随着西式教育的兴起，书院也被废止。马一浮对此甚为抱憾，早年以来，他就想要成立一所融会中西文化的“通儒院”，“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不但研习传统学术，也要兼通西方语文，延请中外学者分别指导，这样“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按他的设想，这种新型书院，本身是从传统书院制度中生长出来，又吸收若干西方教育的长处，将成为中西文化会通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这个理想一度似乎有了实现的机会。1912年，辛亥革命后新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素闻马一浮的才具，写信给他，请他出山任教育部秘书长。马一浮欣然应允，前往南京赴任。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民国政府规划中的未来教育完全是欧式的，创立“通儒院”更当是天方夜谭。马一浮坚持“经不可废”，却得不到蔡元培的支持，半个月后即辞职。这是马一浮一生中唯一一次以失败告终的“出仕”。
马一浮痛苦地认识到，他曾经向往的革命不只要推翻一个清廷，而且也要打倒数千年的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儒学经典的崇高价值，在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下，将被彻底消解。唯一的选择是退回民间，在官方教育系统之外保留一点传统儒学的种子。
1938年底， 一个难得的契机出现了。抗战以来，不少马一浮的朋友和弟子在重庆活动，倡议成立书院，最终竟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很快，国民政府拨了一笔款项，作为创办书院的基金，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电报到宜山请马一浮入川主持。马一浮特别强调说：
书院之设，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以深造自得为归。譬之佛家有教外别传，应超然于学制系统之外，不受任何制限。
为此，马一浮提出，书院的经费必须完全是来自社会捐赠。政府拨给的款项，仅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捐款，以保证不受官方的干涉。在他看来，书院必须独立存在，如果有国家权力的参与，必将转而为世俗的政治目的服务，书院的根本宗旨也就失落了。
这些要求，国民政府都表示同意，并允诺“始终以宾礼相待”。于是1939年春，马一浮经贵州入蜀。半个世纪以前，他出生于成都，幼年也在蜀中度过，此番故地重游，不禁悲欣交集，沉痛、感伤、希望、焦虑和决心一时俱涌上心头，融入了随口吟出的诗句之中：
平怀忧乐觉天宽，危栈盘纡识路难。
野老争言兵后恨，乱山都在雾中看。
地经骆越人烟少，春入巴渝草色寒。
万里萧条长极目，残年敢计一身安。（《自桂经黔入蜀道中述怀》）
马一浮到重庆后，受到了官方的隆重接待。蒋介石亲自宴请，宴会结束后，还特意把马一浮拉到一边，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蒋介石不禁愕然。马一浮终不愿为“帝王师”，卷入政治漩涡中，所以很快又将话题转到书院事务上，蒋介石当即允诺，拨款三万元作为建院基金。
3月，教育部主持下，书院的筹委会成立（后改为董事会），成员包括沈尹默、熊十力、梁漱溟、谢无量、贺昌群等名流。马一浮被聘为“主讲”，实际主持书院工作。
书院的地点选在四川乐山县的乌尤山上，离马一浮幼年住的仁寿县不远。这里是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的汇合处。三条大江从不同方向涌来，簇拥着一座青翠欲滴的山峰，面朝乐山大佛，背靠秀丽如屏的峨嵋山，可谓钟天地之灵气。山中有一条小溪，名“麻濠”，后来马一浮的居所就位于溪边，马一浮自号“濠叟”，就是因此溪而起。山上还有一座古台，据说是晋代郭璞注《尔雅》的所在，因名“尔雅台”，这里是后来书院师生聚会的佳处。书院的房屋，暂时借用山上乌尤寺的僧房。
至于书院的名字，马一浮早已想好，称“复性书院”，因为“复性”二字代表了他思想的精髓，他说：
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
“诚 ”在儒家思想中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也是每个人天生具有的本性，但被后天的惯习物欲所沾染遮蔽，无法显现；教育即是由知识由外而内的澄明，合以本性由内而外的发显，知行合一，体用一如，使人的本性恢复如初。这就是“复性”二字的精义所在。马一浮是以“复性”统摄理学，以理学统摄六艺，以六艺统摄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统摄西洋、印度诸文化，构成一个“月映万川”般博大圆融的思想体系。
书院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因为待遇不错，共有八百多人报名。遴选之下，只招了三十多个学生，教师、教工、杂役，总共六十多人。
1947年4月4日，马一浮与印社同仁方介堪（左二）、马公愚（右二）、吴振平（右一）合影于杭州葛荫山庄、左一为夏承焘
三．一段孤怀谁领得
1939年9月15日，乌尤山上，复性书院举行了朴素而庄重的开讲礼。在熹微的晨光中，以马一浮为首，全院师生一起肃立，向先圣孔子的牌位焚香行礼，然后宾主、师生、同学之间彼此行礼。一千多年来，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大地上蔚为规模，然而境过时迁，几乎绝迹。现在，在抗战的烽火中，它又如同凤凰一样重生了。观礼的人们不由感慨万分。
开讲礼之后，由马一浮发言，他的第一句话便铿锵有力：
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而后能显常。
在清晨的山风中，复性书院的学生们迎来了他们毕生难忘的第一课。
书院的课程设置是马一浮精心拟定的，颇能反映出他思想的构架：首先是“群经大义”，阐发六经的精义，用六艺统摄一切文化；然后继之以“四科”：玄学，义学，禅学，理学。这四者在不同程度上都融合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精髓。另外，书院还拟开设西方哲学一科，以期对西方的思想文化也能够有所旁通。
马一浮亲任“群经大义”及“理学”二课，并希望延请其他相关的优秀学者前来讲学，而特别倚重的则是梁漱溟、熊十力两位挚友。他们三人是当时新儒学阵营中最光彩夺目的人物，人称“三圣”，而彼此之间的交情也有十几年了。
梁漱溟是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早年因与胡适等辩驳中西文化路向不同而一举成名，中年奔波南北，致力于乡村建设，后来更因直谏毛泽东而震惊天下。他于1921年以后学之礼拜见马一浮，此后一直书信往来不断。熊十力与马一浮的交往则更有戏剧性。1929年，熊十力来杭州慕名拜访马一浮，苦于马一浮不轻易见客，又无人介绍，只有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著作《新唯识论》的手稿求见。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几个星期都没有消息。熊十力正感失望时，一日忽然有客造访，通报姓名，正是马一浮。熊十力大喜，却又忍不住说，马先生何不早作回复，让我好一番苦等。马一浮从容道：本当早日奉教，正是因为阁下寄来了大作，我只好仔细读完了，才来拜访。二人相对大笑，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但梁、熊都长期在北大任教，而马一浮独居杭州，共处的机会不多。1933年，梁、熊二人在暑假率弟子南下探访马一浮，成为三人唯一一次共同相聚，有人将此比为南宋朱熹、吕祖谦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当年的合影还摆在案头，现在，马一浮殷切希望梁、熊二位老友同来书院任教，长期共事。
熊十力是筹办书院的元老，本来到书院任教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此后与马一浮书札往来，讨论书院的发展规划，二人意见颇有出入，熊十力同时又接到西南联大的邀约，不由有些踌躇。马一浮再三力邀， 熊十力才下定决心，来到乐山，二人再度聚首。
开讲之日，二人都对学生演讲，对书院的地位、性质、规划和方向等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多有不合，分裂开始公开化。在熊十力看来，书院应该由国家包下来，扩大招生，资金充足，学生的出路也有着落；马一浮却坚持书院的独立性，不受政府机关的支配，学生宁缺毋滥，出路问题自己解决，书院不是谋出路的工具。显然，分歧是根本性的。
二人一个狂傲，一个狷介，各执己见，互不让步，但毕竟马一浮说了算，熊十力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此时离书院开办还不到两个月。熊十力离去后，梁最终也没有来书院任教。
当年的“鹅湖之会”果真一语成谶，正如朱熹和陆九渊的分道扬镳一样，马一浮和熊十力之间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那种亲密无间的程度。
四．万事车轮直下坡
熊十力走后，千头万绪的问题一时都冒了出来。书院基本上只有马一浮一人授课，不少课程只有搁置。不少学生本来不过想在战乱时期找个避难所，到头来却受不了书院的清苦生活，也不告而别，偷偷溜走，让马一浮大为震惊。同时，董事会一些人把书院当成吃闲饭的所在，介绍亲友来书院任教或读书，而人选往往又不甚合适，马一浮一丝不苟，加以拒绝，自然得罪了不少要人。马一浮的一些思想见解，不少人也不以为然，甚至借熊十力离校的事情大做文章。即使是一些同情马一浮的人士，也觉得他做事过于拘谨，不够通达。明明暗暗的阻力越来越多，马一浮毕竟长期闭门读书，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加上对“义理”的执著，和周围的隔阂越来越大。在给弟子的一封信中， 马一浮叹道 ：
在今日世法中，乃绝无义理可言。吾所持为义理应尔者，他人视之或以为不合时宜，或竟毫不措意。以素相知爱之久如熊先生，犹不能箭锋相柱，函盖相合，各说各的话，何况余人！
更严重的是资金问题，马一浮本设想可以靠社会捐款支持以维持书院的独立，然而战争时期，根本筹不到那么多款项，最终还是得靠官方的定期拨款。而政府方面，最初说是以宾礼相待，然而实际操作中原定的拨款也常常迟不到位，学校师生，有时几乎要断炊，马一浮不得不再三发电询问，形同乞讨。
勉强支持了两个学期后，1940年7月，马一浮忽然接到教育部通知，要他将书院教师的履历和所用教材“送部备核”，完全是一副上级对下级的口吻。马一浮脾气再好，此时也忍耐不住，于是写信质问教育部长陈立夫说：当初你们信誓旦旦，说“始终以宾礼相待”，今天却又要“送部备核”。书院的教师，是自由学者，不是教育部的雇员；书院的教材，是圣经贤传，不是今人的著作，考核者惟在程朱，折中者惟有孔孟。
教育部的公文，更加促使马一浮下定了决心。终于，1941年5月，马一浮停止授课，遣散学生，结束了他一年零八个月的讲学生涯。后来，这段时期的讲稿和答问辑成《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二书出版，成为从不著书立说的马一浮的代表作。
公平地说，复性书院的停讲，固然有国民政府钳制教学、克扣经费的影响，也有战争所带来很多问题，但马一浮本人的不善经营也是一大原因。他毕竟书生气太重，为人端方固执，在并非“人皆尧舜”的现实社会，难免会处处碰壁。当然，更根本的困境在于现代社会体制本身对书院的排斥，正如马一浮所说：若是妥协太多，书院也不成其为书院，还有何意义？直到今天，类似的悖论还困扰着马一浮的精神传人们。
对于书院草草落幕的结局，马一浮其实早有预感，1940年3月，他在告书院诸生的一则启事中就说：“书院亦是缘生法，待缘而兴。缘具则暂存，缘阙则立息。此于道绝无增损。”那段时间，他常常踯躅于尔雅台上，在松风吹拂下，眺望千峰万壑，俯览碧林清江，思考着自己和书院因缘聚散，起灭轮回。…
静树深如海，晴天碧四垂。
一江流浩瀚，千圣接孤危。
聚沫观无始，因风阅来吹。
虫鱼知已细，何物有成亏。（《尔雅台》）
丁敬涵编注的《马一浮诗话》
五．乘风归去月明时
复性书院并没有倒闭，而是转为以刻书为主，马一浮希望以此保存一点文化血脉。几年间，书院克服种种困难，刻了《群经统类》、《儒林典要》两部丛书，以经典注疏和儒学语录为主，其中包括不少马一浮担心可能因战火而佚失的冷僻著作。刻这样的书，自然卖不了钱。实际上，由于经费阙如，整个刻书事业是马一浮靠大书法家的身份鬻字维持的。马一浮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只要书院还在，将来抗战胜利，环境好转，也许就可以延请教师，重新招生，再度振兴。
抗战结束后，马一浮提出，书院要及时东迁，此后恢复招生，扩大刻书，继续发展。1946年5月，马一浮离开了居住了六年多的乌尤山，回到杭州，复性书院也一并迁来。然而重振书院的希望，很快就在内战的硝烟中破灭了。战事连年，经济凋敝，书院不要说扩大发展，就连维持下去也越来越难。终于，1948年秋，由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复性书院也正式宣告结束，此时离书院的开始筹建，正好十年。
马一浮重新过起了读书练字的隐居生活，似乎一切在划了一个大圆之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当然，这只是表面的，翻天覆地的巨变正在发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一浮不少过去的朋友，不是已经流亡海外，就是正在艰难地“改造思想”。然而新政权出于统战的考虑，并未打扰马一浮在西湖边的隐居生活，还拨出可观的经费，让马一浮能够安享晚年。总的来说，马一浮的晚年生活平静而舒适。
然而马一浮的世界已经仅限于他的书房，窗外已是万象更新的新社会。也许知道真的是“不合时宜”了，四九年以后，他除了写写旧诗以外，再也没有思想著作问世，更不用说当年创办书院，在民间弘扬儒学的理想了。只是偶尔，他会在诗中追忆那个往昔的梦想：
百劫千生示不迁，前尘如梦复如烟。
编蓬采药多年事，云水溪山尚宛然。（《记梦》）
1966年， 马一浮理所当然成了 “封建遗老”、“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抄家，扫地出门，蜷缩在书房中的文化世界也终于崩溃。马一浮毕生收藏的书画大半被狂热的红卫兵焚毁。翌年，马一浮病逝，享年八十五岁。据在场者说，马一浮的死，是平静而从容的。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时代和梦想也随之一同逝去，不留下一丝痕迹。正如马一浮自撰的墓志铭中所写：
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
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
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三十多年过去了。又是一个世纪末，又是一个世纪初。又是似曾相识的问题与主义，似曾相识的全盘西化和国学热，似曾相识的教育和体制改革，在一遍遍的轮回中回到从不曾尘埃落定的中国。又是一个注定要在艰难选择间徘徊的时代。只是，我们再也没有了马一浮和复性书院。最后的儒者早已死去，最后的书院早已坍塌，我们，又何去何从呢？
按：各节标题皆取自马一浮本人的诗句。